【文教台灣】摩登新世紀 日本領台後,台灣的西方文明體驗

撰文/陳柔縉

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台灣島彷彿飄浮起來,一夕之間,從中國滿清的天空飄落到插滿日本太陽旗的土地上。一場領受異族文化的歷史旅程於焉展開。

有人恍然若有所失,他們在日本新領主給予的兩年思考期限後,選擇回返中國。有人留下,卻懷抱「棄地遺民」之痛,拒絕新統治者帶來的一切新文化。當然,更多的人是無力抵擋世局的巨變,只能滾進波浪,迎面承接。

從社會的角度看,中國割讓台灣給日本,台灣被迫開始走一趟政治苦旅,成為帝國主義的殖民之地,卻也因此有了意外的人文遭遇。

一八九五年的日本,經過明治維新的洗禮,徹底西化,向西方學習,已經從西方列強嘴叼的一塊肥肉,快速變身為「列強的新生」--換他張嘴叼肉了。

一八六八年揭幕的明治政府開始分兩線向西方學習,一方面請美英法德等國專門教授、工程師進入政府,最多時,一年有超過五百人待在明治政府。另一方面,則派遣各類菁英開拔到西方各國學習知識。日本建「鹿鳴館」,讓名媛貴婦也穿戴起洋人蓬蓬的蕾絲長裙,和洋人一樣跳起社交舞,連油畫都派黑田清輝去法國學,可見日本恨不得化身為另一個西方國家。

台灣一夕之間變成這樣一個國家的一部分,要把台灣從一個中國原始農鄉社會導向「文明開化」,變成統治初期主要的官方修辭。日本帶來無形的現代觀念和具體的現代事物,台灣的文化發展在此階段於是有了史上最大的轉彎。

改頭換面新世紀

最明顯可見的人文景觀改變,男人後腦勺的滿清辮子喀喳落地了。

日本基於衛生理由,鼓勵剪辮,但沒有強制規定。日治初始,只有像李春生這種大茶商,應首任總督邀請到東京參訪,被日本小孩謔笑「豬尾奴」而剪斷辮子。或像台北茶商公會會長吳文秀,一九○○年奉派到法國參加巴黎博覽會,就在香港停留轉船期間斷髮;行前台北圈已經傳聞,吳文秀到法國要「削髮解裝」,「他日歸來恐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這裏的削髮,並非落髮出家,而是剪掉滿清的辮子。報載吳文秀寫信給公會說道,以前到東京,因垂一條辮尾,「甚愧」,但那裏還有清國人身影,不至於「驚世駭俗」;此行巴黎,已經沒甚麼清國人,所以在香港「籌思一夜,遂毅然斷髮」,並改穿西裝。

一九○二年初之前,斷髮去辮,留西式頭髮的台灣人僅李春生、辜顯榮等商紳二十八人。但到一九一○、一一年,醫學校的學生翁俊明、蔣渭水等日後知名的抗日領袖,紛紛斷髮剪辮。老一輩儒生如中部詩社「櫟社」成員,大約再晚一兩年,也見改留西方髮式了。

一九一一年起,台灣民間士紳紛紛倡導「斷髮不改裝」,開始讓剪辮子和穿西服這兩項標誌近代化的活動脫鉤。換言之,台灣人改穿西服的速度沒有剪辮子快。不過,商紳階層在日治初期多已能接受西服。引日軍進台北城而獲總督府授與多種政經利益的辜顯榮,其哀榮錄《辜顯榮翁傳》裏有一張攝於一八九九年的西裝照片,已打有蝴蝶結。

婦女的服裝在這個時期改變不大,仍然以大襟衫和長裙為主。躲在婦女長長裙下的腳卻產生巨大變化,也是台灣史上最震撼的身體解放;一九○○年,台北大稻埕的黃玉階倡導成立天然足會,最早有一個叫張方的人,讓他十四歲的奴婢「剪絨」解纏足。此後,一九○五年雖然還有三分之二的女性綁小腳,但放足者逐漸增加;另一方面,新纏足者已減少。據一九○三年報載,恆春廳境內,「新纏足者殆似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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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 valid template]↑ 日本領台後,拆除台北城牆與舊建築,大力推動市區改正計畫,新世紀初的榮町通(今衡陽路),寬敞的大路邊就有電線桿與郵筒,騎樓立著各種鮮奇市招。(圖片提供/台灣傳承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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