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陳柔縉
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台灣島彷彿飄浮起來，一夕之間，從中國滿清的天空飄落到插滿日本太陽旗的土地上。一場領受異族文化的歷史旅程於焉展開。
有人恍然若有所失，他們在日本新領主給予的兩年思考期限後，選擇回返中國。有人留下，卻懷抱「棄地遺民」之痛，拒絕新統治者帶來的一切新文化。當然，更多的人是無力抵擋世局的巨變，只能滾進波浪，迎面承接。
從社會的角度看，中國割讓台灣給日本，台灣被迫開始走一趟政治苦旅，成為帝國主義的殖民之地，卻也因此有了意外的人文遭遇。
一八九五年的日本，經過明治維新的洗禮，徹底西化，向西方學習，已經從西方列強嘴叼的一塊肥肉，快速變身為「列強的新生」－－換他張嘴叼肉了。
一八六八年揭幕的明治政府開始分兩線向西方學習，一方面請美英法德等國專門教授、工程師進入政府，最多時，一年有超過五百人待在明治政府。另一方面，則派遣各類菁英開拔到西方各國學習知識。日本建「鹿鳴館」，讓名媛貴婦也穿戴起洋人蓬蓬的蕾絲長裙，和洋人一樣跳起社交舞，連油畫都派黑田清輝去法國學，可見日本恨不得化身為另一個西方國家。
台灣一夕之間變成這樣一個國家的一部分，要把台灣從一個中國原始農鄉社會導向「文明開化」，變成統治初期主要的官方修辭。日本帶來無形的現代觀念和具體的現代事物，台灣的文化發展在此階段於是有了史上最大的轉彎。
改頭換面新世紀
最明顯可見的人文景觀改變，男人後腦勺的滿清辮子喀喳落地了。
日本基於衛生理由，鼓勵剪辮，但沒有強制規定。日治初始，只有像李春生這種大茶商，應首任總督邀請到東京參訪，被日本小孩謔笑「豬尾奴」而剪斷辮子。或像台北茶商公會會長吳文秀，一九○○年奉派到法國參加巴黎博覽會，就在香港停留轉船期間斷髮；行前台北圈已經傳聞，吳文秀到法國要「削髮解裝」，「他日歸來恐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這裏的削髮，並非落髮出家，而是剪掉滿清的辮子。報載吳文秀寫信給公會說道，以前到東京，因垂一條辮尾，「甚愧」，但那裏還有清國人身影，不至於「驚世駭俗」；此行巴黎，已經沒甚麼清國人，所以在香港「籌思一夜，遂毅然斷髮」，並改穿西裝。
一九○二年初之前，斷髮去辮，留西式頭髮的台灣人僅李春生、辜顯榮等商紳二十八人。但到一九一○、一一年，醫學校的學生翁俊明、蔣渭水等日後知名的抗日領袖，紛紛斷髮剪辮。老一輩儒生如中部詩社「櫟社」成員，大約再晚一兩年，也見改留西方髮式了。
一九一一年起，台灣民間士紳紛紛倡導「斷髮不改裝」，開始讓剪辮子和穿西服這兩項標誌近代化的活動脫鉤。換言之，台灣人改穿西服的速度沒有剪辮子快。不過，商紳階層在日治初期多已能接受西服。引日軍進台北城而獲總督府授與多種政經利益的辜顯榮，其哀榮錄《辜顯榮翁傳》裏有一張攝於一八九九年的西裝照片，已打有蝴蝶結。
婦女的服裝在這個時期改變不大，仍然以大襟衫和長裙為主。躲在婦女長長裙下的腳卻產生巨大變化，也是台灣史上最震撼的身體解放；一九○○年，台北大稻埕的黃玉階倡導成立天然足會，最早有一個叫張方的人，讓他十四歲的奴婢「剪絨」解纏足。此後，一九○五年雖然還有三分之二的女性綁小腳，但放足者逐漸增加；另一方面，新纏足者已減少。據一九○三年報載，恆春廳境內，「新纏足者殆似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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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 valid template]↑ 日本領台後，拆除台北城牆與舊建築，大力推動市區改正計畫，新世紀初的榮町通(今衡陽路)，寬敞的大路邊就有電線桿與郵筒，騎樓立著各種鮮奇市招。(圖片提供/台灣傳承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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