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蕭亦祐
新莊市丹鳳山腳的向陽坡，一群混合中、西、日風格的古雅建築錯落其上，裏面住著兩百多位與世隔絕的麻風病患。他們原以為自己會在這座樂生療養院中度過餘生，沒想到政府規畫的交通工程，即將使這最後的居所遭到拆除，改建成台北捷運的新莊機廠。院民代表們激動地向政府陳情，學者們也奔走疾呼：樂生療養院是象徵台灣公共衛生萌芽最具代表性的古蹟，也是極具人權反省意義和建築價值的文化資產，希望政府能夠找尋替代方案，不要拆除這座有七十多年的歷史遺跡。
一九三○年，為避免麻風這種慢性傳染病的疫情擴大，一所收容麻風病患的醫療與隔離院所「樂生院」就此成立，而這僅是日治時期諸多公共衛生建設中的一環。
一九○六年，日人統治台灣初期，此地人民的平均壽命不過二十七歲。如今，已經上升到七十六歲，而這近五十歲的壽命增加，除了戰後國民政府的努力以及美援的掖注之外，日本殖民建設也功不可沒。
位處亞熱帶與熱帶交界、四周環海的台灣，四季潮濕、夏季酷熱，雖然是孕育生命的寶島，卻也是病菌容易孳生的環境。在清朝兩百多年間，台灣被視為邊陲荒境，甚少為朝廷所重視，而移入台灣的漢民也都為各種熱帶疾病所苦。康熙年間，旅行家郁永河在他的《裨海紀遊》裏曾敘述：「然而人至即病者，特以深山大澤尚在洪荒，草木晦蔽，人跡無幾，瘴癘所積，入人肺腸，故人至即病，千人一症，理固然也。」所指的瘴癘之地就是台灣。
當時醫學常識落後，人們普遍認為疾病是由吸入瘴氣或者是做壞事而致。台灣居民面對瘴癘，除了嚼食檳榔以抵禦瘴氣之外，尚乞求神明原諒、迎王爺、請媽祖來治療；最早在澎湖馬公建造的天后宮，就是渡海來台的漢民為求航海平安及保佑健康而建造的。
其實光緒年間，短暫治台的巡撫劉銘傳曾大力擘畫，試圖改善台灣的衛生狀況。根據《台灣通史》記載，一八八六年他試辦官醫、官藥局，「招聘西人為醫生，以醫人民之病，不收其費。」只是新政時間太短，尚無成效，劉銘傳即在一八九一年被清廷召回，而四年之後，台灣即因甲午戰敗割讓給日本。
日本之所以如此重視台灣公共衛生，是因已有前車之鑑。早在一八九五年將台灣納入版圖之前，日本的南進政策已先行將觸角伸入了台灣，卻受到驍勇善戰的原住民抵抗。
但是最讓日本措手不及的並非原住民，而是台灣溽熱的氣候。一八七四年著名的牡丹社事件，根據當時軍醫落合泰藏的統計顯示，日軍當時戰死者不過八人，但因病而亡的軍人卻有五百四十七人，且平均每個軍人就診的次數是二至三次，這讓日本政府深深感受到，台灣的風土是需要小心應付的。
大刀闊斧，宰治台灣
曾任台北醫學校(台灣大學醫學院前身)校長的堀內次雄指出：「當局有此認知：台灣統治上最優先重視的應是衛生的改善，衛生若未能改善，則凡事均無法著手；因此總督府以衛生工作為當務之急，致力於衛生的改善。」只要看到日本登陸時所見情景，任誰都能了解堀內次雄何以如此說。井手秀和太的《南進台灣》一書指出，「台灣最大城市，房舍周圍或院子流出汙水，到處有沼澤，或是人與狗、人與豬雜居，雖然到處都有公用廁所，但都積滿了糞便。」
於是日治初期，在台各地廣設醫院，從日本引進醫生，治病、抑止傳染病爆發，同時也進行不少公共衛生工程建設，如聘請了英國水利工程師巴爾頓(William K. Burton)來台設計自來水及下水道系統，且拓寬街道、設立騎樓，並訂定了許多改善衛生的法令，如春、秋季大掃除、家屋須闢窗以利空氣流通、患病者須強制遷離至隔離醫院等。
另外，總督府也從教育著手，主要方向有二，一是從國民教育中教導衛生觀念，使一般民眾具有現代衛生的觀念；二是創設台灣醫學校，設置熱帶醫學研究所，訂定護理人員的升學制度等，培養不少醫學人才，增加台灣醫學研究的機會。
而若要矯正台灣人迷信治病的觀念，日本人除了宣導、教育之外，還藉皇民化運動，企圖斬斷台灣的民間信仰。已屆百歲的黃清濱老先生回憶：「當時民間不准許有乩童，且各個家庭的神像都用布袋收集起來，拿去公所集體處理。」
有趣的是，日本在台所進行的防疫措施，影響成效的關鍵並不全在日本政府效率，台人如何應對政府下達的法令也是一大因素。台灣文史專家莊永明曾表示，當時日本在台進行的免費種牛痘措施(預防天花)，大抵居台日人均踴躍接種，但台灣民眾的種痘比率卻相當低。
回想當年，一九一六年出生的陳許玉連感慨地說：「那時候哪知道什麼叫衛生，日本政府說要大掃除就大掃除啊！生活都快過不去了，哪想那麼多！現在醫療進步，一比之下才知道，以前真的衛生不好。」一九三○年代，許多台灣人只是表面奉行日人命令，卻不了解其用心何在，最常見的例子就是將糞桶藏起來，迴避日本警察清查。
強制推行的種種防疫措施，在在造成台人反感，當時的輿論有言：「警官檢查疫病，乃吵囁人家；醫官以白灰避疫藥水者，乃用冷水害人；火葬疫病死亡者，謂燒人身屍，使人無葬身之地；醫官的剖檢法，說為毀人屍身。」當時台灣民眾衛生觀念不足，認定火化是使人死無葬身之地的虐刑，不知這是防止疫病擴散的手段。就在排日情緒、語言上的障礙、文化差異，以及日本政府無可否認地不夠重視台人性命等因素下，台人內心多半憎惡日人，並認為種種政令皆是日人欺壓百姓、干擾民生的暴政。
為了解決民眾不願配合的問題，加上日本政府其實並沒有足夠的能力一再派遣日醫到台灣，故日府設置了台灣醫學校，以培養台灣當地醫生，期望消除醫病的隔閡。成果雖非一蹴可及，但從一九一七年鼠疫全然撲滅，以及瘧疾死亡率曾從最高的萬分之三十五，降到最低的萬分之五，都彰顯出公共衛生推展已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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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 valid template]↑ 一九三五年中部大地震後，清水聞人楊肇嘉(前排右四)召集台灣醫界友人組成診療團，巡迴救助傷患。(圖片提供/六然居資料室)
[Not a valid template]↑ 一九○九年，台北公館新店溪右岸的淨水廠(今自來水園區)動工，主要工程包括新店溪畔的水源地唧筒室(今自來水博物館)及觀音山麓的沉澱池等。(圖片提供/鐵筋混凝土構造物寫真帖,1914 央圖台灣分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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