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陳宏合(經典雜誌資深撰述)
「剪刀」、「石頭」、「布」……，開冬將晚，太陽奮力地推開低矮的雲層，斜照在台北市中山堂廣場，兩個小女生開心地享受這難得的日光，在廣場大石碑前的水池，踩著池中的石柱，玩起「跳格子」的猜拳遊戲。
石碑右側、孫中山銅像旁的大榕樹下，傳出陣陣刺耳的廝殺聲。一群老人在昏暗的光線下對奕，樹影在孟冬寒風吹拂下，飄晃在棋盤與老人身上。
歷史的軌跡
「我是日本時代生的」、「我讀過日本書」、「我打過八二三砲戰」……。起起落落的棋子混著落葉垂落在棋盤上，圍著石桌激戰的老人們，一邊下棋不忘回憶沉澱在他們身上的過往故事。
過往的歷史，雖已成「過去」，但總是以「現在」的形式作用人們的身上──老人處身的「中山堂紀念廣場」以及小女孩背後「抗日勝利暨台灣光復紀念碑」，是為了悼念一百一十一年前爆發甲午戰爭，台灣割讓給日本，至二次大戰結束期間，中日兩國慘烈較勁，烙印在台灣人身上的歷史遺跡。
在台灣歷史上，「日治時期」是極為特殊的時代。在此之前，早已習慣被滿清統治二百一十一年的台灣住民，怎麼也沒想到，一覺醒來，竟然從清朝「龍旗帝國」的臣民，變成日本「太陽旗帝國」的國民。
倉卒之間，他們成立「台灣民主國」，高舉近代台灣第一面國旗──「藍地黃虎旗」，反抗太陽旗，但隨即被日軍蕩平。五十年後，當他們被「改造」為日本國民後，突然間國籍又改變成為中華民國。
「改朝換代」的陣痛與調適，對二次大戰後才出生的台灣住民來說，幾乎是一種「想像的存在」；但對二次大戰前出生、特別是受過完整日本教育的台灣人來說，至今仍是「活生生、如歷在前、刻骨銘心」的親身經歷。
然而，不幸地，受到傳統中國「天朝至上」與「成王敗寇」史觀的影響；長久以來，海峽兩岸的政府不但各自否認對方的合法性，還有志一同否定整個日本統治台灣的正當性，甚至還以「日本奴」等負面字眼，否定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民；使得二次大戰後，歷經改朝換代的台灣住民，有很長的時間，不敢也不願提及那段幾乎有如「被詛咒」的人生。
「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為了生存不得不與日本人打交道，但卻被當作『漢奸』，但試問有哪個老百姓可避免與其統治者接觸呢？難道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人都是漢奸嗎？」提到台灣人在日治時期面臨改朝換代的時代悲劇，高齡八十三歲、已退役的中華民國第一位台籍上將總司令陳守山將軍，感觸良深。
改朝換代的參與者與見證者
雖然，陳守山在日治時期從台灣西渡中國，在接受了「漢文」教育後，毅然撕毀日本護照，投身國民革命軍參與抗日、剿共；並在一九四五年回台，一路從連長晉升到中華民國警備總司令，至今仍以「革命軍人、忠黨愛國」為念；但他對於台灣人在改朝換代的遭遇，仍寄予無限的同情。
陳守山的曾祖父陳澤栗，在清末時，追隨有「台灣茶葉之父」之稱的李春生，來台發展。清末以來，李春生將台茶行銷全世界，轟動全球，是台灣商業重量級的領導人物。
一八九五年日軍攻台，台北的抗日官軍不戰而潰，他當下召集台灣士紳緊急會商，推舉現任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的父親辜顯榮，迎接日軍進入台北城。
一九二○與三○年代，陳守山家族，在其二伯祖父陳天來、陳清波父子等人銳意經營下，後來居上，搏得「台灣茶葉大王」的封號，取代李春生家族在台灣茶葉界的地位；陳家的財富與名望，望重一方，顯赫一時。
當時日本親王來台，幾乎都會造訪陳家位於今日台北市大稻埕貴德街巴洛克式的豪宅，並由陳家負責招待。陳守山的表兄弟陳守實，還特別允許赴日就讀，只有日本皇室與貴族才可就讀的「學習院」，因而與當今日本平成天皇成為同學。
陳守山的家族從一八九五到一九四五年，歷經清朝、台灣民主國、日本以及中華民國四個朝代，問他「對於日治時期，同一個家族一方面既與日本政商界友好，另一方面卻從事抗日戰爭，有何感想時？」他望著窗外沉思了一會兒後，話才剛出口又吞了回去。
「人生就是這樣，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不是你想怎樣就能怎樣；在那個時代，很多問題，並非像今天想像的這麼單純……。」過了幾許，陳守山才又緩緩地道出：「我想，當時會有不同的選擇，主要是因為教育與環境的關係，特別是教育，我的愛國情操就是受教育的影響，若我小時後沒到大陸受教育、投筆從戎，今天很可能只是在工商企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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