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陳歆怡(經典雜誌撰述)
圖片/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三、四百年前，蘭陽平原上河渠縱橫，草木繁盛，豐饒的土地上，孕育了一群強韌豁達的人群，他們傍河而居，靠著行舟四通八達，平日耕種織布，在林間獵捕，在海河邊鏢魚、採貝。他們會跟海上乘船而來的白人或穿唐服的漢人往來交易，用米或鹿皮等土產換得新奇美麗的玩意兒，如瓷器、琉璃珠。閒暇之時，喜歡雕刻、抽煙斗，還會製作一種輕薄細緻的陶罐。他們自稱「Kavalan」，意思是「平原之人」。
這是蘭陽博物館二○一一年底開館時的頭號特展「探溯淇武蘭」描繪的噶瑪蘭盛景，讓人彷彿回到十七、十八世紀的宜蘭。展覽結合考古資料、歷史文獻，以及現生族群的口述記憶與傳家寶，然而最令人驚豔的，是首度公諸於世的淇武蘭遺址出土文物。
舉例而言，清代文獻提到，噶瑪蘭人喜愛一種名為「金鯉魚」的寶物，形狀如魚或如新月，擁有此物者，得以互相誇耀，佩戴方式是懸於額頭或掛於頸項。然而，過去人們總是半信半疑，直到從淇武蘭遺址的墓葬出土長達二、三十公分的新月形金屬編織物，才確認金鯉魚真實存在，而且還能分析它的製作工藝與材質。
又如，過去日籍學者伊能嘉矩曾在噶瑪蘭人家屋中觀察到幾何印紋陶罐，淇武蘭遺址就出土高達五十五餘萬件碎片，這批陶罐的外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包括口部外折、底部渾圓，表面布滿平行、折線、方格、菱形等幾何紋飾，且不少僅有零點一至零點五公分的厚度，可見燒陶技術純熟，且陶器已成為族群維繫自我認同的重要象徵。
淇武蘭遺址迷人之處在於，它的年代剛好介於「無文字的歷史走入有文字的歷史」的關鍵轉換期，且遺址的文化層連續而保存良好，因此，透過淇武蘭遺址的考古研究，不僅能讓文獻活起來，也是探討平埔族/噶瑪蘭族早期社會文化樣態與文化變遷過程的最佳素材。只是誰也沒料到，傳說中的淇武蘭大社，歷經滄海桑田，竟是被封存在河裡。
噶瑪蘭族的興盛，與蘭陽平原封閉的地理環境有關。十七世紀起，當台灣北、西部的原住民族已跟漢人社會正面接觸與摩擦，噶瑪蘭原住民仍在「治外」，而能安過太平日子。
傾聽河水呢喃
依十七世紀中葉荷蘭人的戶口調查記載，蘭陽平原上的噶瑪蘭族聚落約有四十四社之多，人口近一萬人，又，淇武蘭為噶瑪蘭族中人口最多的大社，共有一百六十戶、八百四十人，遠超過平原上的其它聚落，也是當時台灣中北部規模最大的原住民聚落。
十八世紀末起，隨著漢人的大舉移墾，噶瑪蘭人的生存機會備受打擊，到了清代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在官方調查中，淇武蘭社的人口已銳減至四十九人，顯示聚落生活面臨巨變。而在地理空間上，直到日治時期的古地圖，都標出淇武蘭社的位置大約在礁溪鄉一帶。
跟著宜蘭地方考古工作者、民俗人類學家邱水金的腳步，我們走訪淇武蘭遺址所在地——宜蘭礁溪鄉的二龍村與玉田村交界處，也是得子口溪與港仔尾溪的匯流處。
這裡東距海岸約四公里，西距雪山山脈北麓約二點六公里，站在高聳的堤岸上，只見農田與聚落被隔絕在河堤外，人工河道寬闊筆直，高速公路從頭上越過，在河面投下巨大陰影，人與河的親密關係只能從西邊蜿蜒來匯的武暖河遙想。又或者我們應該五月再來——「二龍村有一項維繫兩百多年的『二龍競渡』習俗，跟端午節無關，早年還是划木板舢，據說就是演變自善於操舟的噶瑪蘭人。」邱水金娓娓道來。
淇武蘭的名稱有不同說法，一說是來自噶瑪蘭語「彎彎的月亮」，二說是「水鳥聚集的地方」，但都指向河流；就像蘭陽平原的大小河川一樣，舊名淇武蘭河的得子口溪原本也是一條充滿野性、彎彎曲曲的河流，「從遺址發掘結果來看，淇武蘭人聚落核心集中在整治後的河道中，可以想見他們本是傍水而居，歷經數百年的河川改道、堆積，以及蘭陽平原持續地層下陷，才將聚落埋沒在河裡。」邱水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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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 valid template]↑ 淇武蘭遺址的發掘集中於現今河面下，作業時必須先築土堤再抽乾河水。
[Not a valid template]↑ 噶瑪蘭人順應地形水文，興築干欄式家屋，防溼又防蟲。
[Not a valid template]↑ 噶瑪蘭人的日常用品多取材自在地天然材料，例如，傳統紡織則是將香蕉莖的纖維曬乾剝絲後，以水平背帶式織布機製成衣物或背袋。
[Not a valid template]↑ 十九世紀末，馬偕博士觀察到，噶瑪蘭族婦女會利用麻、棉、毛等製成有袖織花長衣，衣著形式受到漢文化影響，並利用外來的瑪瑙珠、玻璃珠、銅鈴等製成各種裝飾品，精心穿戴在頭、頸、手、足及腰裙上。噶瑪蘭婦女的香蕉織布在台灣獨一無二，製作時要先取用香蕉莖纖維並曬乾。(繪圖/洪欣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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