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思熙
年輕的時候，我堅決相信「人是理性的動物」，因為課堂老師這樣教，教科書上也是這樣寫。
隨著年齡的增長與見聞經歷的累積，漸漸地對於「人是理性的動物」這個論述，開始產生懷疑，有了自己的想法。許多的經驗與見聞告訴我：「人是理性的動物」這個觀點，純然是人類自我臉上貼金的褒詞。其實有更多時候，人所表現出來的「非理性」行為，比所表現出來的「理性」行為還要多。
例如，人總是對錯不分，是非不明，善惡不辨；總是「喜聞人之惡，不喜聞己之惡。」總是喜歡聽別人的八卦，不喜歡聽到自己的八卦；喜歡說別人的是非，不喜歡別人說自己的是非；總是喜歡無中生有，捕風捉影，造謠中傷，然後狂說瘋傳。反正言論自由嘛！「罵人有理，說謊無罪」已成為社會的常態了，於是訛詞謬論充斥社會，鼓動煽惑左右人心，這不正是人非理性動物的明證嗎？
二千多年前孔子說過：「道聽塗說，德之棄也。」古聖先賢所說的每一句話，都代表著那個時代的社會風氣與人際互動的現象。孔子之所以會說：「在馬路上聽來的消息，就糊里糊塗，不經查證就人云亦云地轉述下去，甚至在傳述的過程還加油添醋，誇大渲染，訊息就愈傳愈離譜，這是道德必須唾棄的。」可見「道聽塗說」不僅是不道德，也是不理性的行為。遺憾的是，「道聽塗說」之風，隨著傳媒科技的無遠弗屆，與言論自由的免罪盾牌，使得「以訛傳訛，造謠誹謗」的風氣愈來愈盛。
《論語》裡有一段孔子與子貢的對話：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
「鄉人皆惡之，何如？ 」
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因為絕大多數的鄉民是盲目的，總是道聽塗說，所以孔子才說：「鄉民認為好的人，不一定是好；鄉民認為壞的人，不一定是壞。」他認為：「如果鄉民中的好人說他好，而鄉民中的壞人說他壞，那麼他才是好人。」然而鄉民中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壞人，誰又分得清楚呢？人總是會誤把說話最大聲的人，視為「理直氣壯」的好人；總是會誤把掌握話語權卻不分青紅皂白，指東道西，專說別人是非的人，視為「正義之士」。於是好壞不分了，那些被誣衊，被謾罵，又不許回嘴的人，被汙名化，被打成壞人。而沉默的社會大眾，則會以「喜聞人之惡」的看熱鬧心態，增加了對媒體的收視率，閱報率，點閱率，按讚率。於是白的被說成黑的，對的被說成錯的，好的被說成壞的，誰又敢說：「人是理性的動物」？
《聯合報》曾刊載了兩篇發人深思的短評，一篇是：〈聽說的社會〉，一篇是〈傷人的文化〉。文章雖短，但對針砭台灣目前社會的怪現狀，確是一針見血。如果人真有分別是非、對錯、善惡的理性，台灣就不會成為「聽說的社會」；如果人真有理性中所具有的慈悲，台灣就不會出現「傷人的文化」。
有這麼一則〈善良與醜惡〉的寓言：
「善」與「惡」在山谷裡相遇了。「善」渾身傷痕，滿臉憂鬱，而「惡」則衣冠楚楚，滿面春風。
「喂，老兄，你總是視我為仇敵，說我是小人，可是今天你怎麼如此狼狽呢？依我看，你還是跟著我做小人吧！」「惡」得意洋洋地對「善」說。
「善」回答：「我勸你還是死心吧！我絕不會與你同流合汙的。」說完後，撫摸著傷口坐了下來。
「惡」也跟著坐在「善」的旁邊，並對「善」說：「我們不是坐在一起了嗎？有什麼不能同流合汙的。」
「善」說：「你到山谷來是為了逃避人們對你的懲罰，而我到山谷來是為了躲避人們的報答，趁便療養一下創傷。」
「哈！報答？你這滿身的傷痕就是人們對你的報答！儘管你見義勇為，樂於助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剛正不阿，廉潔自守；儘管你寧可天下人負我，不可我負天下人；儘管你樂善好施，不求回報；但卻落得滿身傷痕，狼狽不堪，這難道不是人們對你的懲罰嗎？」
「善」平靜地說：「我這滿身的傷痕，其實是人們對你的懲罰，只不過他們往往被你所蒙蔽了，被表象所迷惑了，才誤把我當成是你，我才受到無情的傷害。這只能說是人們『既有嫉惡如仇的天性，又有不辨善惡的缺陷。』因為不辨善惡，所以總是把我當成是你。」
「惡」沾沾自喜地說：「但願世人永遠不辨善惡！就像我，儘管作惡多端，然而我擅於偽裝；擅於暗箭傷人；擅於造謠惑眾；擅於道聽塗說；擅於高舉正義之旗，進行反正義之實；善於譁眾取寵；我討厭雪中送炭，卻喜歡落井下石；討厭奉獻付出，卻喜歡無度索取；正因為我寧可負天下人，不許天下人負我，所以我才光鮮亮麗，名利雙收；而你卻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我就是利用人們嫉惡如仇的缺陷，用誣衊的手法，把你貼上醜惡的標籤；用譁眾取寵的方式，把我美化為善。鄉民就是吃這一套，所以我才吃得開，才贏得了私利，博得了美名！」
寓言故事雖然是虛構的，但確也令人深省。比起其他動物，人雖然有較高的思考能力，但較多時間都用它來思考圖謀一己之私與一人之名！如果社會大眾不能從中覺醒的話，那麼台灣社會「集體愚昧」的時代，真的就要來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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