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趙中麒(經典雜誌撰述)
圖片/慈濟基金會
一九九一年五月，中國大陸華東與華中地區連續大雨造成嚴重水患，大水肆虐十八個省市，受災人數近兩億，無家可歸的災民更超過兩百萬。一座座臨時帳棚出現淮河大堤上。災民們在帳棚外或焦急詢問失蹤家人的音訊、或無助望著天空的畫面透過電視傳到世界各地，也映入證嚴法師眼中。雖然兩岸關係仍處於對峙狀態，秉持大愛精神，證嚴法師仍於七月十五日發動信眾捐款。只是，苦民所苦的證嚴法師無法將其關懷止於捐款，她決心跨越兩岸在政治上的對立，讓慈濟人前進第一線災區提供援助。
提出「慈濟救災模式」
一九八七年，政治強人前總統蔣經國逝世前，宣布解嚴，開始民主化的進程，並基於人道原則開放兩岸探親。不過，兩岸的敵對狀態並未因此結束，也缺乏正常交流管道，慈濟基金會要前往大陸救災，除須得到兩岸官方許可，更要面對台灣內部輿論壓力。
時為副總執行長的王端正先向當時的陸委會副主委馬英九報告，取得「樂觀其成」的書面同意函後，便啟程前往中國與官方溝通。一九九一年七月十六日，證嚴法師獲頒素有人道主義諾貝爾獎之稱的菲律賓麥格塞塞獎(Ramon Magsaysay Award)的社會領袖獎。獲得此獎，足以讓北京當局對證嚴與慈濟有一定信任感。只是，剛從一九八九天安門事件風暴中掙扎而出的大陸政府，仍以警覺的態度面對國際社會援助。強調無神論的馬列主義是中共的建政原則，因此，具有宗教背景的慈濟，如何真正取得北京當局的信任，成為能否順利前往救災的首要難題。根據當地媒體報導，大陸官方雖然感激慈濟的募款，但仍希望慈濟能直接將捐款交由當地政府統籌分配。但是，大陸官方的要求與慈濟「直接、重點」的賑災原則相違。
曾為報社總編輯的王端正，憑其多年新聞工作所培養的敏銳嗅覺，明瞭兩岸的歧異及北京當局的疑慮，主動提出慈濟的救災立場：「一個目的：只為賑災，別無其他目的；兩個原則：以直接和重點兩原則，選擇重災區直接服務；三種不為：不談政治、不把受災之痛帶回台灣宣傳、不刻意傳教；四類物資：解決災民的溫飽、衛生、居住、教育等四方面問題；五種協助：希望中國大陸官方能提供雙方合作、人力支援、交通運輸、災民名冊，以及賑災所需工具等協助。」
此項立場，得到時為大陸民政部副部長閻明復的認可與支持，之後更成為「慈濟救災模式」。
當被稱為「藍天白雲」的慈濟志工與工作人員們挺進災區賑濟災民時，一度不被台灣社會諒解。曾參與過許多救救災行動的慈濟委員邱玉芬就說：「許多民眾打電話責備，台灣都救不完了，怎麼可以拿錢救大陸？」就在慈濟於賑災後繼續協助華東地區災民重建家園時，一九九四年的千島湖事件以及一九九六年的台海危機，不僅讓部分長期捐款的民眾停止捐款，一些資深委員和志工甚至當證嚴法師的面提出諍言，希望暫緩在中國大陸的援助工作。
內部的不諒解，並沒有阻止證嚴法師繼續以入世行動關懷世間苦難。她相信，「天下只有受苦難的眾生，何來敵我之分？」不管個人的國籍、種族、膚色，「同體大悲的胸懷都是一致的。」在證嚴法師發表數次類似談話後，才漸漸打消內部與大眾的疑慮。
之後的二十年，慈濟人的步履遍及二十八個省、市與民族自治區，包括在貴州西南方的羅甸縣推動扶貧計畫、興建甘肅省的抗旱水窖工程、救助汶川與雅安地震災民等，共援建超過五千戶的慈濟大愛屋、六十所學校和敬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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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 valid template]↑ 「地無三里平」的貴州，讓志工們在義診與訪視過程中，見證貧瘠生活之難：修屋難、上學難、吃米難、就醫難。
[Not a valid template]↑ 大醫王視病如親的和藹態度，讓人感到慈濟的溫暖與深具文化厚度的正向力量。
[Not a valid template]↑ 貴州羅甸高蘭慈濟村新建完成，在入住典禮中，志工與村民攜手歡唱。
[Not a valid template]↑ 夕陽映照著甘肅省東鄉縣慈濟水家小學孩童臉龐的光澤，彷彿煥發著村子的希望。
[Not a valid template]↑ 慈濟在四川省什邡市洛水鎮的服務中心，組織當地志工推動資源回收。
[Not a valid template]↑ 脊椎嚴重側彎而至身體一度呈弓形的楊曉東，在慈濟協助下，自廈門來台接受五次手術，並在當地志工不間斷陪同復健下已能行走。(攝影/劉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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