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趙中麒(經典雜誌撰述)
攝影/劉子正(經典雜誌攝影)
台灣早期移民強渡黑水溝前往台灣，大多為了逃避戰火與饑荒。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王甫昌認為：「到了台灣，在面對不確定和不穩定的社會環境時，早期移民積極地在這邊重建宗族關係網，或組織小型軍事集團。日後『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分類械鬥，都是以此為基礎。這顯示清朝治理下的台灣沒有真正的王法，每一個人都必須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也因此，一八九八年到一九○六年間擔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才會直言「台灣人貪財、怕死、愛作官。」
「文明」的台灣國民性
為了改變當時台灣人的性格，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培豐分析：「殖民政府在台灣廣設公學校，並將形塑日本現代國民性格的《教育敕語》拿到台灣施行，以塑造當時台灣人的法律與道德觀念。」有意思的是，「《教育敕語》中的道德內容，多數源自中國的儒家倫理，例如朱子治家精神就被包含在內。」另外，李筱峯在《台灣歷史閱覽》一書指出，為了宣揚帝國精神，殖民政府鼓勵台人前往日本留學，卻讓留日學生有機會接觸十九世紀末日本內部興起的社會主義與自由民權思潮，培養並帶回現代國民意識，進而在台灣催生了與清朝和中華民國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社會文化。
中華民國成立後，國民政府也曾在中國大陸施行「新生活運動」，期能改變中國人的封建思維並建立法治觀念。但因連年戰亂，理想並未實現。根據李筱峰〈二二八事件〉一文的發現，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一年內，本島犯罪率上升二十八倍。這個情形之所以發生，部分原因來自於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的官員，把諸多不守法惡習帶來台灣。「二二八事件之前，三十個省議員在省議會質詢陳儀，包括官員貪汙腐敗、勾結商人、挪用公款、偷運錢財到大陸、虛報員額、帶槍執勤、軍紀不佳等。」王甫昌說道。
當然，這不意味當時的台灣人就絕對守法，王甫昌分析：「到鄉下地方，還是可以看到牽親引戚等中國人的舊式文化行為。但日本人帶進來的政治文化，至少已經培養一批相信這套政治文化的菁英，會用相同標準要求國民政府官員。但這樣的質詢，卻被陳儀說成台灣人受到日本文化影響，繼而在批評台人說日語、穿和服這些小事情上作文章，而認為台人被日本所奴化，需要被『再中國化』。所以，對當時的台灣人來說，如果中國化就是要學習那套不好的事情，我寧可被奴化。只是，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讓台籍議員再也不敢提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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