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郭祐孟(圓光佛學研究中心圖像室．圓光藝文館執行長)
對於釋迦牟尼這樣一位覺者，原始佛教的教團維持著不造像原則，這原是對佛陀和佛法的尊重。然而，隨著佛陀入滅的時間愈久，佛弟子們除了嚴持戒律、傳誦經法和落實禪修之外，追憶精神導師的心思益發濃烈，於是藉由法輪、菩提樹、佛足印、三寶標等象徵物，來表達對佛陀的恭敬懷想。
孔雀王朝(B.C.322-184)的阿育王(B.C.273-232在位)廣營佛塔，造立石柱，追隨佛陀弘化的腳步，推行佛教聖地的朝禮活動，用來莊嚴和守護佛塔的藝術形式於焉產生；印度本土眾神夜叉和外來圖騰的崇拜，陸續參與了裝飾佛塔的行列，這可被視為佛教藝術的起點。
部派時期教團的多元分裂，源自佛陀教法之兩種價值的分道發展而共存。北方的巽伽王朝(B.C.185-73)熱衷於對阿育王所造佛塔的擴建和裝飾，南方的案達羅王朝(B.C.232-A.D.225)也支持建造巨大佛塔，位於印度中部的巴爾戶特大塔和桑奇三塔，以及東南印度的阿瑪拉瓦提大塔，都留下了西元前後這段時期的佛塔實物，塔門或塔身的豐富雕刻就有許多象徵佛陀的圖騰元素。
居住在西北印度的月氏族建立貴霜王朝(A.D.30-375)，迦膩色迦王(A.D.127-151在位)攻伐摩揭陀國到華氏城，因獲得當地國寶佛缽和馬鳴大士而退兵，於犍陀羅一帶創發佛教新局，不但建設當時全亞洲最宏偉的佛塔，贊助說一切有部的教團發展，也同時扶持大乘佛教的傳播，開發佛陀本生聖地，於菩薩信仰和實踐的信願增上功不可沒。尤其是二到三世紀間以龍樹為主所帶動的南、北佛教交流和集成，確立三乘同共一解脫，特顯大乘佛教菩薩道的深智廣行，伴隨著宗教儀式性的加強，深具感動人心的魅力，這就讓當時多元的佛教有很好的機會經過中亞往中國傳播。
傳到中國成為常民生活寫照
經典與佛像隨著傳法僧侶向東移動，經過中亞、新疆、河西走廊，而進入長安和洛陽，這一路上緩緩地產生適應和變化，是一種宗教文化傳播、移植、轉換和成熟的紀錄。
北魏的第一次大規模開窟造像被保存在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第一期工程(A.D.460-465)由高僧曇曜奏請文成帝的准許而主持設計並監督施工，他將河西地區涼州造像的經驗和鮮卑民族的審美氣度相結合，誕生了首都平城的和平風格；接著在孝文帝時期發展出太和風格，皇室厲行漢化並遷都洛陽之後，宣武帝又在龍門石窟的賓陽中洞沉澱了當時佛像藝術的高峰。北魏最終在高層權力鬥爭中覆亡並分裂，連同發展到鼎盛的洛陽永寧寺大塔也隨之銷熔於兵馬戰火當中，讓人不勝唏噓！
自北魏分裂成東、西魏，各開北齊和北周的佛像造型新趨勢，不僅單尊像臻於美感極致，造像碑、寺院殿堂和石窟群像的組合關係更加圓熟且多元化。南朝佛事的發達亦不可忽略，其中蕭梁一代的佛像除了本地的傳統之外，更增來自海線的多元影響，四川成都萬佛寺出土的佛像反映著印度笈多風格的體質。
隋、唐時代的佛像藝術是由東、西兩京(長安和洛陽)所發展出來的首都風格為主體、其影響力不僅針對全國境內，還能隨國土疆域的擴充和他國來朝進貢求學而遠及域外，這是一種包括中亞和東亞的大文化圈概念，透過佛教思想的超越民族性來達成。
唐貞觀十九年(A.D.645)，玄奘法師從印度返歸大唐，不論在經典的翻譯、新思想的啟發和造像的推廣等，都具有典範性的指導作用。整體而言，唐代前期的佛像氣勢雄偉，體態豐腴，神情恩威並濟，有華麗的裝飾，這是結合印度和華夏兩大文化傳統的新藝術結晶。
五代時期的北方君主對佛教多採取整肅政策，抑制佛教的發展。地處河西的敦煌因有曹氏歸義軍的護佛政策，倒是發展得相當蓬勃，遺留下珍貴且大量的石窟寺藝術。
宋、遼、金和西夏是同一歷史階段中的交叉存在。遼代佛像的鼻梁直挺且鼻尖略帶勾狀，嘴角下抿，身型頗有契丹族特徵。金朝延續遼代風格，面容豐腴且眉宇之間隱有彪悍氣息，或是女真族相貌寫照。
額濟古納河流域的蒙古人於南宋初年崛起，鐵木真即位大汗(A.D.1206)，尊稱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稱帝，國號大元(A.D.1271)，成就了橫跨歐亞的帝國霸業。忽必烈支持藏傳佛教的發展，禮敬薩迦派高僧八思巴並尊為帝師，除了中央設總制院之外，杭州也設置江南釋教總統所。藏傳佛教為中原的佛像藝術注入新養分，與漢傳佛教相激盪成為新的融合可能性。
明代以來，藏傳佛教因能得到明、清諸帝的推崇和保護，尚有大興土木的喇嘛寺建設，宮廷內置造像機構以促使漢、藏造佛的進一步交融，在明初形成「漢藏風格」的新趨勢，清初則以北京諸寺和承德外八廟為世人所驚歎。民間造像已經不復唐、宋的巍峨雄健和古雅莊嚴，佛像喪失了領導時代藝術文化發展的主流地位。明代的民間彩塑繁複而細膩，裝飾性極強，山西平遙雙林寺的彩塑早已獲得全世界美術專家們的激賞。
台灣新舊共存共榮的和諧
回到台灣，此地的早期佛教來自明末清初福建和浙江的區域性文化移植，然以泉州和福州為多，繼之有日治時期導入的東洋與南洋風格，古典和創新兼收，光復之後又有中國內地多元佛教元素的匯聚，藏傳佛教、南傳佛教和現代佛學研究方法與視野等，陸續加入台灣佛教成就新的生態，一種新與舊共存共榮的和諧與平衡。
在台灣眾多的當代佛像當中，慈濟宗門的案例蘊含著慈濟人對二十一世紀「現代佛陀」的期待與思惟，以「宇宙大覺者」的姿態誕生，將慈濟利世的精神透過「淨化並膚慰地球」的方式來呈現，也象徵慈濟人薰修智慧、落實慈悲的生命核心價值。證嚴法師希望佛法透過佛像來淨化世間，不一定要拘泥於傳統模式，以諦觀莊嚴法相而引生心靈的感動與體會為最尚。參與的畫家與雕刻師領受了法師的指導，竭盡所能地澄心、內化與提煉，擺脫舊式佛龕的框限，讓佛陀置身於無垠的宇宙虛空，為慈濟宗門圓滿了「聖默然、聖說法」的善願。能夠塑造出此時此地、契理契機的佛像，才能與常民生活相連結；在人類長遠的歷史洪流中，具足一個時代的人文表徵和歷史意義。
面對歷代的造佛工程，我們需要更多元的思考和斟酌，珍惜並延續前人以圖像設教的智慧，遠離造神模式的窠臼，凸顯佛法在人間的現實性，掌握慈悲與智慧的佛陀本懷，將會是這一段佛像藝術時空行旅的最佳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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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 valid template]↑ 犍陀羅時期風格
從巴基斯坦拉合爾博物館的佛陀苦行像可見，犍陀羅時期的造像藝術風格融合印度、希臘、波斯文化，佛教徒對佛陀的深切思慕以及佛典中對於佛陀法相的動人描述，被以完美的人體比例和姿態呈現出來。(攝影/安培淂)
[Not a valid template]↑ 帕拉時期風格
帕拉時期的造像形式主要沿襲自笈多時期，局部的元素則更與印度教神像相融，圖為印度菩提迦耶博物館的佛陀成道像。(攝影/郭祐孟)
[Not a valid template]↑ 中國北魏的第一次大規模開窟造像被保存在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佛像造像可說是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雕刻經典之作。(攝影/袁蓉蓀)
[Not a valid template]↑ 北齊、北周造像
北齊、北周的佛像不僅單尊像臻於美感極致，造像碑、寺院殿堂和石窟群像的組合更多元。山東省青州市駝山石窟之開鑿於北周至隋的佛像。(攝影/袁蓉蓀)
[Not a valid template]↑ 完成於唐高宗時期的龍門石窟奉先寺洞，盧舍那大佛及法眷群像雖受到印度笈多風格的影響，卻表現著大唐國際觀的體勢和氣韻。(攝影/袁蓉蓀)
[Not a valid template]↑ 遼宋時期造像
遼代造像風格在山西省大同市下華嚴寺薄伽教藏殿彩塑上展現，佛像鼻梁直挺且鼻尖略帶勾狀，嘴角下抿，身型頗有契丹族特徵。(攝影/袁蓉蓀)
[Not a valid template]↑ 造像身形變化
山西省平遙雙林寺明代千手千眼觀音彩塑，儀容豐滿端莊，神態溫柔，手勢千變萬化。(攝影/袁蓉蓀)
[Not a valid template]↑ 「宇宙大覺者」將慈濟的利世精神透過「淨化並膚慰地球」的方式呈現，也象徵慈濟人薰修智慧、落實慈悲的生命核心價值。(攝影/安培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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