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廖彥博
男舞者赤裸上身，展現精瘦的身軀；女舞者們以緩慢樸素的動作，柔和地訴說莫名的焦慮。〈渡海〉一幕，不斷滾動的白色長布象徵台灣海峽的滔天巨浪，舞者們在舞台上扭曲、痛苦、迷茫而喃喃祝禱，熾熱的情感四處流動，台上台下盡皆回到先人在惡浪中掙扎的艱難時刻。在一切彷彿絕望之時，站在眾舞者肩頭上的瞭望者，突然看見了陸地！所有舞者在此刻同時躍起，像是「悶了幾百年」般，自肺腑間發出吶喊。
這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晚間，雲門舞集的《薪傳》首演，終場謝幕時，嘉義體育館內掌聲不絕，許多人被感動得熱淚盈眶。這齣以舞蹈呈現先民渡海來台開墾的舞蹈劇，機緣巧合，意外遭逢台灣史上當代重大關鍵事件的發生：美國於首演當日宣布承認中共，與台灣斷絕正式外交關係，蔣經國總統緊急宣布暫停正在進行的增額民代選舉。一時之間，遭到友邦「背棄」的氣氛籠罩在每個人心中。
這是一個時代的瞬間：在台上舞者以律動舞姿回溯演繹先民開台艱難、台下觀眾因為當前情勢心有所感之際，島嶼的文化靈魂彷彿從中盈盈流出；似乎從那個台上與台下同脈搏、共落淚的瞬間，開啟了一個窗口，看到了台灣七○年代發展與起伏的種種面相。
戰爭的陰影逐漸遠離，一九六五年起的十年間，台灣經濟獲得快速成長，每年成長率皆高於百分之十，國民所得不斷累積；然而在政治面，一九四九年開始的戰爭戒嚴體制仍然持續運作，國家的箝制力量限制了社會的成長。官方雖仍致力於「復興中華文化」意識形態論述的發明與塑造，但歷經六○年代自由主義思潮的滌蕩與反覆衝決，已經產生鬆動。一九七一年一月，釣魚台主權爭議問題引發留美學生抗議，保釣運動開始，知識分子心中的民族主義，偏離政府的保守論調；十月，台灣在中國代表權席位爭奪戰中落敗，退出聯合國，政府原有的政治、文化論述遭受極大衝擊，戰後成長的知識分子，乃不甘置身於由官方灌輸的單一知識體系，開始起身尋找自我的定位與認知。
找尋的起步由釐清自我身分開始，這答案須向歷史追索。一九六七年，旅美舞蹈家王仁璐返台，在當時少數可作為公眾藝術表演場所——台北市中山堂，舉行台灣首次現代舞蹈發表會，這是當時藝文盛事，年輕的林懷民，正是座中觀眾。一九七三年，林懷民在台北市信義路的小巷中，創辦了雲門舞集，這個台灣第一個現代舞團，除了歐美現代舞技外，尚且融入傳統京劇、台灣民俗身段。創建初期的雲門，即顯示出追尋身分的強烈企圖，這從其選題可以看出。
如脫胎於商禽的詩作的《寒食》、改編自傳統戲曲的《白蛇》、乃至民間信仰的《八家將》、《廖添丁》，一路走來，雲門標示它在台灣文化發展中清楚的走向：挖掘自身所具有文化融合的質素。誠如林懷民在《薪傳》演出後所表示的：「希望讓雲門的舞者、觀眾和整個社會得到一種力量——透過我們祖先的歷程，來肯定我們自己的力量。」
基於同樣一種想要對自己立足島嶼的強烈關懷動機，七○年代的文壇逐漸揚棄六○年代末的「虛無」或者「現代主義」，爭議首先從現代詩開始。一九七二年二月，關傑明接連在《中國時報》上發表文章，批判現代詩表達語法脫離社會，引發「現實」與「虛幻」的爭論；隔年八月，更有唐文標對於現代詩人、刊物的猛烈抨擊，強調創作應從現實社會出發。
以鄉土為名
唐文標冀圖在他安身立命的台灣尋找「中國又一個新唐宋」盛世的壯懷，開啟幾年後「鄉土文學論戰」思想層面的開端。此時的知識分子，藉由創作來表達對於台灣社會的關懷，背後往往存在有更深的意圖。「鄉土派」作家，作品著重小人物的悲喜與無奈，並檢討戰後台灣社會發展的弊病。例如王禎和在小說《嫁妝一牛車》當中，描寫為生計（牛車）竟不得不犧牲妻子的悲微小人物；在〈玫瑰玫瑰我愛你〉裏，則刻意使用大量西方宗教語言，嘲諷西方文化挾帶政經霸權在台灣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又像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和〈我愛瑪莉〉兩篇作品，以喜劇口吻寫在美國政、軍強勢影響下努力掙脫貧困的台灣社會，種種荒謬與悲涼。一九七七年四月，小說家王拓在《仙人掌》雜誌上發表文章，認為注重鄉土的文學興起是可喜的現象；「鄉土文學」即成為當時作家揭櫫的大旗。
作家楊照認為，鄉土文學實則是「項莊舞劍」，以文學作為載體，意在從戰後政治嚴密管制與思想荒蕪中掙脫，追尋自身歷史與現實定位。如此企圖，自然被與官方文化意識形態接近者視為潛在威脅。作家彭歌、朱西甯、余光中等批評陳映真、王拓、尉天驄等人的鄉土文學思想；鄉土派則有陳映真、尉天驄等人撰文反駁，並獲得立委胡秋原聲援。雙方各持立場，在報刊雜誌上相互交鋒，「鄉土」一辭代表當時文化詮釋爭奪的領域。
也就在此時，政治魅影悄悄現身。一九七八年一月，當時主導思想管制的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出面，聲明鄉土之愛就是國家、民族之愛，暫時使論戰平息。一年後，美麗島事件在高雄爆發，大部分黨外知識菁英以涉叛亂罪被捕，氣氛一度肅殺，事隔多年，從楊照在《迷路的詩》引用楊牧的詩句，形容大逮捕時的台灣，可感受那種「在有限的溫暖中，維持一股強大的寒氣」的冷冽、面對黎明前的漆黑，無論官方或民間的徬徨與緊張。
在七○年代鄉土文學與現代主義的辯證中，台灣的文化發展進程此刻已然與言論自由、人權、政治、外交相互糾纏錯結，成為不斷旋轉的漩渦。然而文化回歸「鄉土」的進程並未停止，背後象徵著一股遭受壓抑、累積已久的澎湃能量，如同《薪傳》裏先民登岸時那聲集體的呼喊，即將要釋放。未及弱冠即被強拉充軍，大流離時代後生根台灣的詩人商禽，在一九八七年寫下了以「土行孫告白」為副題的詩作〈大地〉：
他們把我懸掛在空中不敢讓我的雙腳著地
他們已經了解泥土本就是我的母親
他們最大的困擾並非我將因之而消失
他們真正的恐懼在於我一定會再度現身
想阻止善於遁地的土行孫回歸泥土，終不能長久；詩人為台灣這股沛然莫之能禦力量的未來發展，作了深隧的隱喻。戰後數十年累積培養的民間力量，從文學的「鄉土」出發，牽涉政治層面，更擴大成「本土」，演變為「台灣意識論戰」，為外交困境、官方政治文化論述均面臨挑戰的台灣，在混亂中開啟下一個更激情狂飆的八○年代。
當代的「新文化史」研究，著重討論種種文化概念，在民間傳播、變形的「小傳統」演變。較諸文字藝術，歌曲、民俗戲曲以及運動發展，從中形塑文明的進程，在閱聽生活中，可概見庶民文化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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