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黃文儀
公元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軍攻下台灣，鄭克塽投降，結束明鄭在台二十一年的經營。此時，接獲捷報的康熙皇帝詩興大發，當場寫下一首七言律詩：
萬里扶桑早挂弓，水犀軍指島門空；
來庭豈為修文德，柔遠初非黷武功。
牙帳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
海隅久念蒼生困，耕鑿從今九壤同。
沿海動盪多年，民不聊生，讓清廷為了外平匪亂、內安民心，幾乎耗盡了國庫，如今終於風平浪靜、干戈不再，一想到這裏，怎能不讓康熙皇帝感到欣慰？只不過，征服台灣是無可奈何之下的選擇，加上台灣孤懸海外，派人防守、治理都是問題，所以，有些大臣們主張棄守，下令在台漢人全數遷回大陸。當時朝廷重臣、也是著名理學家的李光地，甚至建議皇帝將台灣借給荷蘭人，讓他們年年稱臣進貢。
從以上的爭論便可看出，自古以陸權為重的帝國，在面對新海洋時代的來臨時，仍囿於成見，忽略了台灣在海防上的重要地位。清廷一味以帝國中心的視角來看待這塊「蠻荒之地」，才會認為台灣「無仙蹤神跡之奇，無樓台觀宇之勝，有山則頑翳於蔓草，有水則鹵浸於洪濤」，「此一塊荒壤，無用之地耳，去之可也。」
然而，曾經實地勘察台灣山川形勢的施琅卻全力保台，不但三度上疏請示棄留，還在〈恭陳台灣棄留疏〉中，強調守住台灣既能阻止海盜與荷蘭人藉機騷擾東南沿海，而且台灣向來是海外樂土，「野沃土膏，物產利薄，耕桑並耦，魚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常之需，無所不有。」不會加重大清帝國任何負擔。他苦苦勸說，終於讓康熙皇帝下定決心，結束歷時八個月的廷議，於隔年四月，將台灣劃為一府三縣，隸屬福建。
清廷雖然基於國防安全的考量，不得不將台灣納入版圖，卻擔心反清復明的勢力會捲土重來，因此，特別頒布《渡台禁令》，嚴格規定渡台之前必須有官府的許可；但官方站在不鼓勵的立場上，總會百般刁難申請者，逼得人民只好摸黑搭上偷渡船，飽受狂風巨浪的威脅。客頭不願靠岸，怕官兵發現，如遇沙洲，偷渡者往往被趕騙離船，名曰「放生」。沙汕斷頭距岸尚遠，行至深處，全身陷入泥沼中，名曰「種芋」。或遇潮流適漲，隨波漂溺，名曰「餌魚」，釀成〈渡台悲歌〉裏所說「千個人去無人轉」的悲劇。
即使得到批准，移民也不能攜家帶眷，導致男女人口比例懸殊。一七二一年(康熙六十年)，藍鼎元為了平定朱一貴之亂來到台灣，根據他的觀察，當時南路鳳山以下至瑯(今恆春)四、五百里之內，「婦女亦不及數人」，因此，收取高額聘金、領養童養媳的風氣相當普遍，但窮人家卻是「一個某，較贏三仙天公祖」，只能夜夜抱著空枕入睡。
不僅如此，由於清朝政府認定廣東一帶乃是海盜的巢穴，在這種偏見的影響下，嚴格禁止惠州與潮州人遷居。雖然日後幾度放寬標準，卻已經造成移民聚居地點的分布上出現「泉港、漳中、粵山」的現象，加深族群認同和生活習慣的差異。
大家族的興起
儘管朝廷對於移民的態度並不友善，但「台灣好賺食」的風聲，始終吸引著一批又一批受盡故鄉「無田可耕、無工可僱、無食可覓」窘狀的閩粵居民強渡黑水溝。
初來乍到的他們，若不是透過「通事」向擁有土地的平埔族租地耕種，就是大家合力出錢，推舉一人為「墾首」，向官府申請「墾照」，然後，在清廷規定的三到六年之內，盡快完成開墾。他們每天早出晚歸，汗水頻頻滴落新翻的土裏，胼手胝足種出郁永河眼中「蔗田萬頃碧萋萋，一望蘢蔥路欲迷」的美麗景象。拜地力肥沃所賜，自然環境適合米、蔗的生長，加上兩者轉賣內地之後，獲利甚高，因此，台灣農業的生產以米、蔗為主。
不過，台灣處處荒溪，無法穩定提供米、蔗需要的水源，所以，能不能順利開鑿水圳，成為墾荒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如今周遭環境中之所以會見到「四汴頭」、「後埤」、「天送埤」等地名，便是那段艱辛歲月所留下的痕跡。
另一方面，因為氣候不適合種植棉、桑，而且內地手工業十分發達，物多精美，使得兩岸逐漸形成「開發中區域」以及「已開發區域」之間的地域分工和經濟互補型態。其後移民日漸增加，市場擴大，本地商人為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進而組成類似行會組織的「郊」，負責兩岸貿易流通，以及避免同行惡鬥。在每年春末夏初，南風吹起時，停泊在鹿港、八里坌(今八里)與雞籠(今基隆)的小船載著布匹、菸、傘等日用百貨，進港兜售，各色帆船、橫洋船頻頻往來台灣海峽，形成另一波「唐山過台灣」的風潮，而務實的台商也早在那個時候便前進中國大陸廣大的市場，打開了通商之門。米、糖帶來的大量利潤，讓閩粵移民逐漸在台灣站穩腳步，然而，如何進一步出人頭地，開枝散葉，卻是移民們接下來的難題。
一七五三年(乾隆十八年)，霧峰林家開台祖林石來到了大里杙(今台中大里)。他冒著生命危險，深入番地，沒多久，便墾出四百多甲的土地，擁有萬石田租。此後，移居至阿罩霧(今霧峰)的後代林文察召慕台灣兵勇，赴大陸助剿太平軍，因軍功擢升為一品福建陸路提督，而其子林朝棟在中法戰爭裏出錢出力，搏得官府好感，因此，順利取得樟腦專賣權，累積家族財富，影響力大為提高。
至於板橋林家始祖林平侯於十八世紀後半跟隨父親來台，先是在米商鄭谷家中幫傭，而後自立門戶，與竹塹(今新竹)的林紹賢合辦全台鹽務致富，逐步拓展事業版圖，還有計畫地捐錢買官，與內地大官結交聯姻，奠定士紳地位。
針對這些大家族的發展模式，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黃富三在《帝國邊陲與家族社會流動：霧峰林家的發展模式》一書中寫道，他們「首先透過致富的手段，包括拓墾與經商，以成為地方領袖；再經由軍功或科舉之途徑，以躋身官紳階層。」
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祁在《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台地區，一八六○～一九一六》一書中指出，台灣作為移墾的邊疆地帶，「社會上領導階層已由豪強之士轉變為士紳階級。民間的價值判斷與社會習俗均以儒家道德標準為主」，因此，台灣日益「內地化」，對中國本土文化產生強烈認同感。
竹塹的鄭崇和不僅從事土地開墾，而且「淹貫群籍，準先輩法程。門下多達材，晚益好宋儒書，令子弟時讀數行，以窺聖學源流」，所作所為就像是一位大儒；而下一代的鄭用錫更是「開台進士」，主持明志書院的時間長達八年，並興建「北郭園」，成為北台灣文人聚會勝地。此外，同鄉的林占梅也聘請大陸名匠打造「潛園」，園內遍植梅樹，一到開花時節，便舉行宴會，賞花賦詩，刻意展現出屬於中國園林傳統的「雅文化」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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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 valid template]↑ 習唱北管，自創五洲派五音特色的黃海岱，百歲高齡猶親自上場「搬戲」。傳自大陸閩南及粵東地區的布袋戲，自清初時便流傳於台灣鄉野，三百年後，黃海岱的第三代傳人還將台灣的布袋戲帶上國際舞台。(攝影/郭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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