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端正(經典雜誌發行人)
歷史擺脫不了時間，時間是歷史的軸線。
歷史擺脫不了觀念，觀念是歷史的方向。
歷史擺脫不了強權，強權決定歷史的興亡。
歷史擺脫不了政爭路線，政爭路線影響歷史的篇章。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歷史有時不免屈服於現實，但現實再怎麼樣也改變不了已經發生的事實。儘管事實有時因人為的現實，而一時隱晦難明，可是事實終究是事實，不因人為之現實而存廢，也不因解讀之不同而變易。但什麼是真相？何者是事實？最後還是要回歸於人為的主觀意識和個人的政治現實，所以修史難、編史難、論史難、判史更難。
大家都知道，一個人不能沒有靈魂；一個國家不能沒有歷史，歷史就像一個國家的靈魂一樣，靈魂飄散了，國家也就滅亡了。這就是為什麼「時不分古今，地不分中外」，每個朝代、每個政權都那樣在意歷史的編修和勘正了。
對於台灣的歷史，編撰者多，論證亦眾，但正所謂「路線決定歷史篇章」，儘管學者專家言之諤諤，而政治人物卻說之夸夸，史實雖一，立場各異，事物入眼，各成藍綠。我們說：修史難、編史難、論史難、判史更難，證諸各朝各代，自有其道理存焉。
既然時間是歷史的軸線，對於台灣現代史來說，公元一八九五年，是台灣歷史軸線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因為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中日雙方於公元一八九五年，簽訂了馬關條約，中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於是一夕之間台灣易幟了，台灣民眾也從大清子民變成了大日本皇民。面對如此歷史劇變，中國知識分子聞之譁然，而台灣民眾聞訊之後也為之驚慌。
在中國的歷史上，改朝換代，或許司空見慣，「成者為王，敗者為寇」，被視為情勢的必然，所以老百姓對於改朝換代，往往不動如山。他們始終認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只要日子能過，生活無憂，何人當家作主，他們即使無奈，也都能淡然接受。
然而這次大清帝國割地賠款，給台灣民眾帶來的不只是一個小小的震撼。當時台灣士紳民眾群情激憤，反對割台聲起，大清帝國既然棄台灣於不顧，台灣朝野只好力圖自救，孤軍奮鬥，並於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成立「台灣民主國」，推舉時任台灣巡撫的唐景崧為總統，並致電清朝政府，表示「台灣紳民，義不臣倭，願為島國，永戴聖清」。
面對日本軍事強權，「台灣民主國」僅曇花一現。形同烏合之眾的「抗日義軍」，欲用螳螂之臂擋千鈞之車，戰事當然節節敗潰，領軍抗日的將領也紛紛棄守，渡海逃亡內地。當時抗日力量雖然微弱，但誓不做倭民的悲壯行動，確是同仇敵愾，聲振全台。
成立「台灣民主國」是當時台灣朝野的最後一搏，台灣巡撫唐景崧在電奏清廷的電文中說：「萬民誓不服倭，割亦死，拒亦死，寧先死於亂民之手，不願死於倭人手。」又在《就任大總統宣言》中說：「當此無天可吁，無主可依，台灣公議自立為民主之國。」而在「台灣民主國」《致中外文告》裏更說：「唯台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預，設以干戈從事，台民惟集萬眾禦之。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可見面對「中外千古未有之奇變」，台民「窮無所之，憤無所泄」，有一種被遺棄的強烈孤憤感覺。
清朝末年中法戰爭名將，也是黑旗軍首領劉永福，時任廣東南澳鎮總兵，一八九四年移駐台灣，一八九五年率兵阻日登台無功，被迫棄守，退回廣東時，曾寫下抒發心中鬱抑情懷的《別台灣》詩：
哀生無限托笙簫，淚落清霜化作潮；
飲膽枕戈期異日，磨刀勵志屬今朝。
生存道義何遲死，身是金剛不怕銷；
再奏悲歌驚四座，滿江一曲賦魂消。
而參與議建「台灣民主國」，並被推舉為副總統及全台義軍統領的丘逢甲，也在大勢已去，不得不揮別台灣時，也寫下了《離台詩》。在此同時，他致書妹婿說：「將行矣，草此數章，聊寫積憤。妹倩張君請珍藏之，十年之后，有心人重若拱璧矣。海東遺民草。」遺民的意思就是被遺棄的人民，他的孤憤溢於言表。《離台詩》曰：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捲土重來未可知，江山亦要偉人持；
成名豎子知多少，海上誰來建義旗。
又如時任「壯字營」統帶，協助丘逢甲抗日的謝道隆也寫下《割台書感》，詩云：
和約書成走達官，中原王氣已凋殘；
牛皮地割毛難屬，虎尾溪流血未乾。
傍釜游魚愁火熱，驚弓歸鳥怯巢寒；
蒼茫故國施新政，挾策何人上治安。
儘管當時台灣士紳一片「太息淡江花錦地，屍橫遍野哭聲哀」，也儘管「夜深細共荊妻語，青史青山尚未忘」，但台灣割讓日本已成定局，即使「舉國合辭爭割地，疆臣誓死欲回天」，但誠如當時文人蔡國琳所說的：「是非何必千秋定，一局殘棋已了然」，既然無力回天，大家也只好忍氣吞聲默認事實，屈服現實了。
時間是歷史的軸線，甲午戰敗，一八九五年清朝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從此接受日本統治；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台灣脫離了日本統治。就在這五十年，半個世紀中，日本不僅在劉銘傳經營台灣的既有基礎上，對台灣展開了全方位的建設，同時也對台灣人民的思想進行了改造。台灣百姓從當年義憤填膺，誓言「飲膽枕戈期異日，磨刀勵志屬今朝」的悲壯，到皇民化後的逐漸順服，直到現在老一輩還會念念不忘日本治台的豐碩成就。其間台灣民眾態度的轉化，固然有部分是屈就於無助的現實，但許多部分確實由於日本據台期間對建設台灣做出的巨大貢獻。
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日本，一九四五年台灣脫離日本統治，日治台灣前後五十年。今年是二○○五年，距離一九四五年又已六十個年頭了。清朝割台、日本治台的歷史已經漸行漸遠，但台灣孤憤的情節與棄嬰陰影仍然籠罩未除，背對過去，面向未來，我們更應該要知道如何把握現在。在終戰一甲子，台灣脫離日本統治六十年之際，我們回顧過往歷歷在目的史實，認知台灣「風中之葉」的處境，在清割台、日治台的擺盪之間，台灣究竟得到了怎樣的盈虧與福禍？我們應該坦然面對。
《經典》雜誌用一種豁然的情懷，對於日本治台的這段史實，做了人證、物證、事證的蒐集和採訪，並以《赤日炎炎》為書名，記載了台灣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間的變革和翻新，也記錄了包括原住民在內的台灣民眾，從抗日到順服的歷程，中間有可歌可泣，拋頭顱、灑熱血為族群的生存空間而戰，有為「民族大義」，志不事倭而爭，但誠如《赤日炎炎》書中所說的：
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間，日本殖民了西太平洋的這一座島嶼，五十年統治期間留下諸多高壓統治的紀錄和全面性現代化的建設，讓島民今日談論起日治五十年，愛恨參半。但無庸置疑的一點，日本統治台灣是為了母國的殖民擴張戰略，日本將台灣建設為南進的跳板，向世界誇耀其殖民的能力。
我們姑且不論日本全面建設台灣的動機和心態如何，但在一九三○年代，由於日本苦心經營與建設，成就了台灣的第一次黃金時代，也是不爭的事實。所以直到現在，仍然有不少人質疑當年中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對台灣來說究竟是禍是福？如果單從物質的建設和經濟的開發而論，或許台灣是因禍得福吧！
《赤日炎炎》全書對日本治台做了全面性的探討和回顧，有史實的回眸，也有台中日關係的檢視；有國際強權的運作，也有兩岸統獨的糾葛，但更多的篇幅是放在日治時代台灣的基礎建設，公共衛生的推動，台灣農業「糖金米銀」的躍進，城市現代化的宏規，台灣工業化的腳步和進程，以及衍化新興的台灣美術等。台灣在強權鬥爭的夾縫中生存本已不易，在生存不易的環境中能屢創經濟發展奇蹟更屬難得，這些經驗都值得我們珍惜和警惕。
陰影隨著太陽移，弄潮兒應向濤頭立，政治家和歷史家都是弄潮兒，不同的是政治家可以興風作浪，而歷史家則必須乘風破浪，不管興風作浪或乘風破浪，政治家必須立在浪濤的尖端遠望，歷史家也應有勇氣站到看清真相的第一線。
我們始終覺得：歷史不是女孩，可以隨意打扮；歷史也不是陶土，可以任意捏塑把玩。政治人物和歷史學家一樣，不能只做學舌的鸚鵡，而應做能思能想、能飛能俯的雄鷹；不能只想做「領航艦」，有時也應充當「破冰船」。現在台灣又面臨另一次的徬徨，台灣的何去何從，大家都應該有主見吧！
《赤日炎炎》出版在即，除了感佩所有編者、撰者的耐力和心力之外，閱讀各稿之餘，心有所感，特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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