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郭林碧蓮在日本駐中國蘇州總領事館擔任祕書
她是現今台灣少數能在日治與當前兩個時代
都有「中國經驗」的人物
日本統治台灣，是兩岸互動劃時代的分水嶺
在此之前，台灣先民乘時代巨輪湧入台灣
在此之後，他們的子孫踩在時代巨浪之上，反向西進昔日故土
開創更勝於先人的「台灣進唐山」歷史風潮……
撰文/陳宏合(經典雜誌資深撰述)
攝影/杜志剛(經典雜誌攝影)
台灣的歷史是由一波波「由西向東」的「唐山過台灣」移民，加上不同時期列強的入侵與統治形構而成。「家在彼而店在此」，是清末台灣兵備道徐宗幹描繪「唐山過台灣」時期，中國大陸的商人，渡海來台發展的盛況。可是如今，台灣卻「反向」出現一波又一波「由東向西」的「台灣進唐山」歷史風潮。
徐宗幹當年描繪的「由西向東」的歷史潮流，在我們這個時代出現截然不同的景致，而未來又將如何發展呢？
「台灣進唐山」首部曲
清日甲午戰爭起因於朝鮮東學黨之亂；但諷刺地，最後卻犧牲遠在千里之外與戰火無涉的台灣。台灣四百年的歷史，從荷蘭、鄭成功、清朝到日治時代，再到今日，台灣每一次政權的易手與歷史潮流的轉向，都起源於戰爭，台灣命運受列強與戰火擺布之深，可見一斑。
一八九五年日本領有台灣後，曾經給台灣人兩年的時間，自由選擇國籍。但一八九七年期限截止後，卻只有六千四百五十六人離開台灣。這些不願作日本國民的台灣人，成為第一波「台灣進唐山」的代表。
其後，日本第二任台灣總督桂太郎提出「北守南進」策略，日本政府採納其「南進主張」，將台灣當作前進中國華南與南洋群島的「南進基地」。此時台灣商人在日本商人與政府的支持下，開始前進中國。
林滿紅表示，到了一九三七年，中日宣戰後，台灣對中國的移民出現新型態的「戰爭型移民」。特別是一九四○到一九四五年間，日本推行「大東亞共榮圈」，日本政府每攻下一處戰區，台灣總督府就會協調台商從事戰地復原，進行工商與經貿投資，例如開罐頭工廠，投資水電廠等民生與重工業。這也是日治時代最後一期的台灣進唐山。
日治時代到中國發展的台灣人，主要落腳在廈門、福州、汕頭、廣州、上海、蘇州與東北的滿洲國等地，廈門人數最多，超過一萬多人。巧合的是，除了東北，這些地區也是當前台灣人到大陸發展的重點區域。
我們在廣東停留數日後，隨即行腳移往福建地區，稍事安頓後，隨即前往拜訪廈門台商會長吳進忠等人。
台灣人在中國的特別處境
吳進忠是台南人，他笑著說，台商既是「外資」也是「台胞」，外資能享受的好處台商也能享受，但台胞的優惠外資就沒有；另外，台商在此還具有同為閩南人的身分優勢，這是台商在此特有的。
暫且撇開台商在此的身分優勢不談，當前台商兼具「外資」與「台胞」的雙重身分，其實早在日治時代就出現了。
郭林碧蓮對此現象即有生動的描述：「那時我跟父親到中國經商、旅遊，由於日本侵略中國，遇到中國人，也不說是台灣人，閩南人就說是廈門人、福建人，客家人就說是廣東人；但是到了日本占領區，就改口說是日本人。」
日治時代郭林碧蓮到中國拿的是「日本護照」，並被稱為「台灣籍民」，而今年七月她重返中國，拿的卻是「台胞證」，並被稱為「台胞」，這樣的轉變，令她這樣走過兩個不同世代的台灣人不勝唏噓。
從吳進忠到郭林碧蓮的身上，台灣人在中國先後身分的轉變，這讓人深深地感覺到台灣人的無奈；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樣身分的轉變，不也恰恰給這兩個不同時期「台灣進唐山」的歷史，做了最佳的見證與詮釋。
林滿紅指出，日治時代台商的雙重身分，一方面可以因為日籍身分，受日本領事館的保護，享有治外法權，免於被徵課釐金，並得使用日本的資源，這樣的身分有時是一種「護身符」。
「但台商的中國人的身分，也可因此持有中國國籍，從事中國各種職業，並享有土地所有權，這與外國人只能租用土地不同；這也是一九八五年之後，台灣人移住大陸從事投資的原因之一。」林滿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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