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思熙
《莊子．胠篋》篇裡有一段話，很發人深思。那就是「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偷鉤的小盜賊，被抓到了，就要被處死刑；而偷國的大強盜，卻往往成為公侯。一旦成為公侯了，仁義好像就在他們這一邊了。」果真是權勢比人強嗎？果真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嗎？果真是侯門出仁義嗎？果真是仁義總是向權勢傾斜嗎？
同樣的省思，西方聖哲聖奧古斯(St. Augustine)也曾經說過這麼一個故事：
威震一時的亞歷山大大帝率領馬其頓大軍，攻城掠地，征服波斯，擊敗其他亞洲國家，勢力直達印度，他在征伐過程中，曾經擒獲一個海盜，屬下將海盜押解到亞歷山大大帝的面前，亞歷山大大帝嚴厲地責問說：「你好大的膽子啊！居然敢在海上興風作浪？」
海盜面不改色，直視著亞歷山大大帝，回答說：「那你又怎麼膽敢在整個世界興風作浪？我只有一艘小船，所以被稱為海盜；你有一支強大的海軍，所以被稱為皇帝。」
這位海盜說的沒錯，他意思是說，其實我們兩個沒有什麼區別，只不過我是人單勢薄的小盜，你是人多勢眾的大盜，因為你人多勢眾，可以成為一支強大的軍隊，作為掠奪的工具，所以就稱皇稱帝；就可以威震八方，自詡為蓋世英雄；就可以毫無忌憚地攻打別人的國家，殘殺別人的百姓，盜取別人的資財。這種予取予求的強取豪奪行徑，不僅沒有受到嚴厲譴責，反而受到世人爭相讚頌，這不正是「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的寫照嗎？
春秋戰國時期的墨子，以兼愛非攻為己任，反對暴力與戰爭。他認為，任何戰爭都是以貪婪的野心為起點，以百姓的痛苦為收場。在《墨子．天志下》裡，他曾說了這番話：一個人偷摘了別人的水果，偷拔了別人的瓜菜，大家都說這種行為不對，因為他「不與其勞，而獲其實」，所以應該受到譴責。但相較於發動軍隊，侵略兼併別人的國家，殺害奴役別國的人民，盜取他國的城土珍寶，這種行為比起偷瓜偷菜嚴重得太多了，不僅沒有受到制裁，反倒變成備受讚頌的義師，簡直是豈有此理了。
在〈魯問〉篇，墨子又說：「現在諸侯們，動不動就攻打鄰近的國家，屠殺別國的人民，掠奪別人的財產，還要撰文刻銘，把他的行徑視為豐功偉業，『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銘之於鐘鼎』炫耀於後代。這豈不是善惡不分、是非不明嗎？」
如果諸侯們的這種行徑是對的，那麼請問：一個平民百姓去攻擊鄰居的房子，殺害鄰居與其家人，搶奪鄰居的家禽家畜、糧食、衣服，以及一切值錢的東西，然後還意猶未盡，洋洋得意地命人把過程一一記錄下來，除了向社會炫耀外，也向後代子孫炫耀，你說這是對呢？還是錯呢？如果是對的，那麼這種弱肉強食社會，又會是個什麼社會呢？如果是錯的，那麼，那些諸侯們的燒殺擄掠，為什麼就被津津樂道？而小老百姓的小竊小盜，就被大加撻伐呢？難道諸侯因為有權有勢，他們的燒殺擄掠，就叫做「豐功偉業」？而那些飢寒交迫，一窮二白的小老百姓，他們為了生存而犯下的小錯，就叫「為非作歹，罪大惡極」，這是什麼道理！
《孟子．梁惠王上》篇，有這麼一個故事：
梁惠王對孟子說：「我對國家的治理，可以說盡心盡力了，就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吧，當河內發生災荒的時候，我就把河內一部分老百姓遷移到沒有發生災荒的河東地區去，又把收成較好的河東地區的一部分糧食運到河內，解決河內災民的溫飽問題。我這樣的用心，相較於鄰國的執政者，可以說比他們更盡心盡力了，但是為什麼鄰國的百姓沒有變少，而我的國家的人民沒有增加，這是什麼原因呢？」
孟子回答說：「大王喜歡打仗，我就用打仗來打個比方吧！戰場上，兩軍對峙，劍拔弩張，戰鬥一開始，雙方戰鼓頻催，殺聲震天，等到短兵相接，勝負漸現，這時候有人丟盔棄甲，拖著兵器逃跑了。那些逃跑的士兵中，有的跑得快的人，跑了一百步停下來；而跑得慢的人，跑了五十步停下來，跑得慢的士兵，認為自己僅逃跑了五十步，就去嘲笑那些跑了一百步的人，說他們是膽小鬼，你認為這嘲笑是對的嗎？」
梁惠王說：「當然不對，那些嘲笑別人的人，同樣都是臨陣脫逃，同樣都是膽小鬼，只不過沒有跑到一百步罷了，怎麼還有資格去嘲笑別人！」
現今的世界不也正是如此嗎？那些超級大國，憑藉著強大的軍事武力，動不動就大動干戈，攻人城牆，殺人百姓，搶人財物，奪人資源，然後還大言不慚，說是為了國際正義，為了維護人權，為了穩定地區的和平，所以不得以興正義之師。他們還利用西方媒體的優勢，把攻打別人的國家，殺害別國的人民，搶奪別人的財產資源，振振有詞地合理化了，不僅合理化，還加以英雄化了。他們用別人的鮮血，彩繪自己正義的形象；把別國百姓的哀嚎，當成是對自己英雄的歡呼；而世人不察，還為他們的行徑拍手叫好。世界顛倒如此，夫復何言？即使莊子、墨子與孟子再世，也要對此顛倒慨嘆不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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