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思熙
稍具「語意學」知識的人都知道：語言只是一種符號，它不是真相，也不是事實本身，它只是一種媒介，一種工具而已。就像「鏡中人，水中影」一樣，鏡子只是顯人的工具，澄水只是映影的媒介，鏡中人並非原來有血有肉，能思能想的本人；水中影，也並不是原來事物的本身。語言文字也一樣，它們僅是說理述事的一種工具，語言文字本身不是事理，不是真相。
遺憾的是：日常生活中，我們常有「一犬吠影，眾犬吠聲」的現象，許多人不僅無法擺脫語言文字的制約，還越陷越深，於是思想與情緒，觀念與作為，都在各種語言文字與各類符號的催眠下載浮載沉。
於是「抱鏡嗅花」的人有之，「水中撈月」的人有之，他們錯把鏡中花當真花，把水中月當真月，以幻為真，認虛為實，處處道聽塗說，反過來還振振有詞，誤把他鄉當故鄉，豈不可笑。
事實上，語言文字有如魔法師，它可以「無中生有」，也可以「以假亂真」，更可以「以虛為實」，有意無意間，有形無形地影響了我們的行止，左右了我們的思緒。
由於我們受語言文字等符號的制約太久了，大家都習以為常了，連應有的理性思辨，都受到它的制約了，因此有學者認為：人類所強調的理性知識，為我們這個客體的世界畫了一張圖紙，大家都只相信這張世界圖紙，每個人都在按圖索驥，反而不相信我們所親眼目睹的客體世界了。誠如西方學者霍布士(Thomas Hobbes)所說的：人根本不曾考慮單從語言文字所累積起來的知識是否正確，即使發現有問題，也不敢懷疑它的正確性。這就是人類的悲哀所在，人類陷入了語言文字的陷阱而不自知。但古今中外，也有不少有識之士，早已洞悉這個桎梏人類思想與行為的語言文字陷阱。
例如佛教經典《智度論》就有一個有名的指月故事說：
語以得義，義非語也。如人以指指月，以示惑者，惑者視指而不視月。人語之言：我以指指月，令汝知之，汝何看指而不視月？
《智度論》的結論是：對智慧的追求，「應依法，不依人；應依義，不依語；應依智，不依識；應依了義經，不依未了義經。」
所以中國禪宗有：「不立文字，以心傳心，見性成佛」的說法。禪師認為，任何語言、文字，只是人為的枷鎖，它不僅是有限的、片面的、僵死的、外在的東西，不能使人去真正把握那真實的本體，而且正是由於執著於這種思辨、認識，語言反而束縛了、並阻礙了人們去把握真相。
西方哲學家說：「使存在發生混亂的明顯情景，是語言。」明知語言會妨礙視聽，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又不能離開語言文字，所以在對語言文字的理解與使用上，我們就必須更為小心與用心。因此，禪師才有「得魚忘筌」、「得意忘言」的公案；才有「說似一物即不中」的教示；而西方哲學家也才有：「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的警句。
古人說「禍從口出」，不幸的是，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正是傳播最為活躍的時代，每天我們都要接受來自四面八方，如排山倒海迎面而來的訊息。這些訊息有來自語言、來自文字與各種影像與符號圖騰。它們透過各種無所不在的媒體或載具，如影隨形地左右我們的言行，形塑我們對世界的認知。這個由媒體所形塑出來的每個人的認知世界，究竟與真實的世界落差有多大，恐怕沒有一個人能說得清，可是卻有不少人將自己被形塑出來的「認知世界」和客觀的「真實世界」畫上等號。
由於每個人的生長背景不一樣，教育過程不一樣，接觸媒體程度與所經常接觸的媒體屬性也不一樣，所以各自形成的認知世界也就不相同，甚至有時是南轅北轍，這就是為什麼人與人之間、群族與群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會有歧見；也是雙方對立、衝突的徵結所在，更是社會所以混亂，世界所以不安的問題緣由。
自上世紀以來，自由、民主變成了普世價值，尤其言論與新聞自由，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民主化程度的指標。為了提升民主化形象，許多國家不得不對媒體作出較多的容忍與保護。其結果，如果新聞媒體不能自律，而國家的行政機關不能管理，司法機關又不敢管，言論自由或新聞自由就會被濫用、誤用，甚或被有心人利用，媒體就會成為社會的亂源與禍源。
以媒體而言，為了增加閱報率或收視率，新聞報導與節目內容，都極盡討好觀眾或讀者之能事，八卦消息充斥，掀人隱私、以訛傳訛，誇大渲染，言人之惡，用字粗俗，遣詞淫穢，煽色腥當道，顛覆傳統，錯亂價值，讓社會失去價值軸心，讓民眾失去思辨能力，尤其當政治的目的與媒體的經營，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就是政治開始混濁的時候；當老百姓只認顏色，而不論是非的時候，就是社會公理與正義開始瓦解的時候；一旦用以維繫社會和諧的公理與正義瓦解了，社會豈能不亂？
社會潮流既已如此，要想維持一個清新的頭腦與純淨的心靈實在不易。唯有強化個人對媒體的認知與素養，深入了解語言文字的虛幻性與不確定性，時時提醒自己，作個不受人惑的人，不聞聲起舞，不被媒體牽著鼻子走。同時，也應慎選媒體，拒絕煽色腥，明辨媒體內容與言論的真偽與善惡，才能讓身陷滾滾傳播濁流中的我們，保持耳目的清明與心靈的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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