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攝影/高阿丹
翻譯/陳美岑
東帝汶(East Timor)於二○○二年五月二十日成為全球最新的國家。
當我在一九九七年首度造訪那塊狀似匕首的小島國時，它已被印尼統治長達二十二年。當時在東帝汶的印尼政權，在西方國家政治與軍事的奧援之下，特別是有澳洲、英、美等國的撐腰，牢不可破。而軍事抗爭似乎只是個崇高、卻無勝算的行動。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印尼入侵前，東帝汶是個不受重視、在十六世紀即被葡萄牙統治的殖民地；即便在一九九七年，東帝汶的支持獨立運動人士荷西拉莫司霍塔(Jose Ramos-Horta)與主教貝洛(Carlos Belo)神父，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一年之後，那裏仍是個被總部遺忘的地區，在新聞版面上更難見到有關東帝汶的報導，每年來到此地的外國人，寥寥可數，大約只有百來人。
當地居民一見到外國人，都會熱情招呼：「哈羅，先生！」接著便問我是新聞記者嗎？我總得編織出一個能說服別人的理由，告訴他們我為何離開度假天堂巴里島，來到一個沒有自來水、電力供應嚴重不足、瘧蚊紛飛且軍事衝突不斷的地方。
一九九七年到東帝汶時，我只停留十天。在抗瘧疾藥物的作用下，每晚都夢見一排排的白色十字架。那經驗讓我知道何謂活在恐懼中；入夜後，所投宿的旅館外面，隆隆卡車聲不絕於耳，上面坐滿了配著M-16步槍的士兵。只要每到一個新地方，我都必須向當地警局備案，好讓他們派人查認我是否玩得開心。巡邏軍隊與檢查崗硝已是見怪不怪。人民慘遭殺害的傳聞不停地散布著。
自始至終，印尼只能以高壓武力維持它在東帝汶的政權；戰爭、酷刑、大規模的逃難遷徙和飢荒，導致至少二十萬人死亡。入侵前，東帝汶有六十至七十萬的人口。就比例而言，東帝汶承受了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殘酷的種族屠殺。
獨立代價
再度去東帝汶，是一九九八年的歲末。
隨著蘇哈托(Suharto)政權於那年五月倒台，印尼在東帝汶的統治地位也產生動搖。印軍感到權力日漸消失，於是在各地組織親印民兵。到年底時，印軍及民兵在鄉間的鎮壓行動已迫使近四千名村民逃離家園，到首都帝力(Dili)避難。村民告訴我，許多屍體的舌頭與生殖器官慘遭切除。
然而，那只是毀滅的開始。
暴行於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日後達到最高點。那日，東帝汶人民參與了聯合國贊助的公投，而幾天後的結果顯示絕大多數東帝汶人民要脫離印尼，獨立建國。在聯合國的多國維持和平部隊於九月二十日到達前，民兵與印尼軍隊展開焦土式的報復行動。他們殺死了至少一千三百名東帝汶人，三十萬人流離失所逃亡至西帝汶。島國建設悉數盡毀，電力供應系統被完全破壞。
二○○○年，當我第三度踏上那塊土地時，東帝汶已邁向新的開始。聯合國成立接管政府，帝力的街上到處都是開著時髦休旅車的外國人，但物價也跟著暴漲。來自澳洲、新加坡、泰國與印尼等地的投機商人，搶先作起聯合國職員的生意，美元已成當地的通用貨幣，街道上隨處可見招攬外幣兌換的小販。
帝力往昔那股閒散魅力不復存在，它已成為聯合國官僚們事業規畫的踏腳石，正如當年它是印尼軍事將領升官的跳板。
我的朋友們心中五味雜陳。自由已以血換，而他們未料的是，獨立的另一種代價——貧富極端化及社會再次的階級化。印尼統治下的日子再苦，也是大家一起苦，苦中也有目地。獨立後，美元似已取代一切，少數有辦法的人賺它，且賺得多，而多數人想它，但卻碰不到邊。
月薪八千美元，曬得通紅的聯合國職員擠進帝力唯一有空調的超市「哈羅先生」消費，門外就等著一群爭相乞討銅板的小孩子。我之前從不曾在東帝汶見過乞討的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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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 valid template]↑ 俄美拉區(Emera)山鎮的週日清晨，一名天主教徒在彌撒中虔敬地合掌，凝神祈禱。當時，正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間，親印尼的軍隊在附近村莊裏開始活躍。
[Not a valid template]↑ 一九九九年一月，遭印尼暴行驅趕的難民，棲身在當地一名仕紳開放的家中空地。
[Not a valid template]↑ 對參加葬禮的青少年而言，必須提早體認死亡與離別。東帝汶的部落歷史不在圖書館，而是保存在墓園，算一算新豎立的墓碑有多少，就可約略譜出當年印尼軍隊入侵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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