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思熙
林語堂曾經說過：「一個人徹悟的程度，恰等於他所受痛苦的程度。」
這是對能自省、有慧根、肯思索的人說的。
尋常的一般凡夫俗子，極可能是：一個人所受痛苦的程度，恰等於他憤世嫉俗，沉淪墮落的深度。
「愈挫彌堅」是自我激勵；「痛不欲生」是自我放棄。
北京大學教授饒毅在北大畢業典禮上致辭時說過這樣一段話，發人深省，他說：「在祝福呼嘯而來的畢業季，請原諒我不敢祝願每一位畢業生都成功幸福，因為歷史不幸地記載著：有人成功代價是喪失良知；有人幸福代價是損害他人。」
饒教授的這番話固然不甚好聽，但確是真實語。君不見世界上有多少嘯傲一世的梟雄，是踩著別人的枯骨登上高峯，盪著別人的血淚渡過險灘。這樣的人固是一時之雄，卻都是自私自利、道德上的懦夫，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霸權思想的奴隸，在人類文明社會裡，這是純潔人性的退化，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權謀演化。饒教授接著說：
過去、現在、將來，能夠完全知道個人行為和思想的只有自己，世界上很多文化藉助宗教信仰來指導人們生活的信念和世俗行為，而對無神論者──也就是大多數中國人──來說，自我尊重是最重要的正道。
沒錯，自古以來，正信的宗教指導著人們向善、向上，因為「舉頭三尺有神明」，因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此深植人心，讓人知所戒懼，不敢為非。但對無神論者來說，自己就是神，說是無神，其實人人都是神，神所做的，不論是行善是行惡，是仁慈是殘暴，都是對的，因為神不會做錯事，我是神，所以我不會做錯；我是神，別人必須尊重我，我不必尊重別人。也因為人人都是神，人性都不見了，人的尊嚴也不見了；自我尊重的正道也不見了。於是饒教授最後說：
在你們加入社會後看到各種離奇現象，知道自己更多弱點和缺陷，可能還遇到小難大災後，如何在誘惑和艱難中，保持人性的尊嚴，贏得自己的尊重並非易事，卻很值得。
人生誠然短暫，痛苦悲傷的時間可能比幸福快樂的時間長很多，但活得有意義，過得有尊嚴，任何時刻，即使遲暮之年，你感到生活中的自己值得尊重，就已經無憾。
現在許多年輕人不喜歡被「道德」綁架，他們都說喜歡做自己，世代最流行的一句話是：「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說起來很順囗，聽起來很順耳，做起來也很心安理得，但我們要提醒的是：前提是必須要贏得自我的尊重與顧慮別人的尊嚴。
其實痛苦與悲哀是可以轉化的，有人因痛苦而熬出幸福，也有人因悲哀而萃取快樂。只要用正道細心維護，耐心照料，痛苦與悲哀都可以長出美麗的花朵。就像紀伯倫所說的：「當我悲哀誕生時，我用心地維護，細心地照料。我的悲哀像所有的生物一樣成長，變得強壯而美麗，充滿令人驚奇的喜悅。我和我的悲哀相互愛護，熱愛周圍的世界，悲哀有顆和善的心，我的心因悲哀而和善。」
紀伯倫不愧是位哲學家與文學家，他可以與悲哀共存共榮，用愛心轉化。「悲哀有顆和善的心，我的心因悲哀而和善。」有深度、有厚度，這就是同理心、同情心，感同身受，將悲哀，灌溉成繽紛絢麗的花朵。他進一步指出：
我和我的悲哀一起唱歌，鄰居們都坐在窗口一起聆聽，因為我們的歌深如大海，悅耳的旋律充滿了古怪的記憶。我和我的悲哀同行，人們溫和地注視著我們，用極甜的語句耳語，有人嫉妒地看著我們，因為悲哀是高尚的，我們因悲哀而驕傲。
悲哀與痛苦有時是毒品，有時是良藥。所謂「良藥苦囗」，好的、有效的、能治病的藥往往是苦的，是痛的。但苦的藥有時也並非是良藥，反而成為一路沉淪，自暴自棄的毒藥。所以悲哀與痛苦究竟是良藥還是毒藥，端看自己的心態與轉換。誠如佛經上所說的「心如工畫師，能畫各種色」人生是黑白還是彩色的，存在於自己的一念之間。
流行很長時期的一首台語歌曲《愛拚才會贏》，當年紅遍大街小巷，歌詞：「一時失志不要怨嘆，一時落魄不要膽寒⋯⋯，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時起有時落，好運歹運總是要照起工來行，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拚，愛拚才會贏。」激勵了多少人，鼓舞了多少心，就是這首歌曲翻轉了多少人的命運。古人說：「能受天磨方好漢，不招人嫉是庸才。」又說：「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紀伯倫用更正向的態度，鏗鏘有力地指出：「悲哀是高尚的，我因悲哀而驕傲。」令人印象深刻，轉化了多少因悲哀而頹廢者的勇氣與心志。
人生要活出「詩意」，不要活在「失意」中。就像林語堂先生所說的「徹悟的程度，恰等於受苦的程度。」人一旦徹悟了，就知道紀伯倫所說的：「悲哀有顆和善的心，我的心因悲哀而和善」的境界和意涵。
大家都知道唐朝是「詩的盛世」，也是詩人的悲哀。也因為有詩人的悲哀，才開創了唐朝「詩的盛世」。
唐朝許多知名的詩人，大都不是失意，就是孤寂。以有「詩仙」之譽的李白為例，夏昆在《最美的國文課唐詩》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李白「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五歲就會背誦甲子、乙丑、丙寅等六十干支，十歲就開始讀諸子百家的著作），十五歲學習劍術，二十歲在匡山讀書，學習縱橫之術。開元十四年（西元七百二十六年），李白「仗劍去國，辭親遠遊」（《上安州裴長史書》），他堅信：「天生我才必有用。」
看起來，李白的天資聰穎，文武百家，儒道之學，縱橫之術，全方位的學習，讓他自信滿滿，發出「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豪語。但現實的生活並非樣樣如意，窮李白的一生，總是失意的多，得意的少。所以我們要為李白慶幸，慶幸李白有這樣宦途不如意的人生，才能創作並留下傳唱千古的好詩。於是，「失意人生」成就了「詩意人生」。
李白放曠豁達，文采洋溢是不爭的事實，但文才不等同賢才；詩人不等同聖人，李白的狂傲不羈，嗜酒貪杯的生活態度與求官心切的一些作為，確實引起諸多爭議和不同的評價。二十多歲李白「仗劍去國，辭親遠遊」的一、二十年間，仕途一路坎坷，直到唐天寶元年（西元七百四十二年），李白才在賀知章和玉真公主的推薦下，被唐玄宗徵召，給他一個「翰林供奉」的官職，安置在翰林院內。長期隱居，想走「終南捷徑」的願望終於得到了回報。
他高興地回家，打點了行囊，準備前往長安履新，臨行前還作了一首《南陵別兒童入京》詩：
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鷄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
遊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
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此時的李白得意洋洋，以為從此可以官場亨通，一展長才，前途似錦，所以臨行前才會狂傲地仰天大笑走出家門，並自豪地說：「我輩絕非胸無大志，長居鄉村野外的平庸之人。」
李白確實不是平庸之輩，但也會做出平庸之事。譬如當時不少人為了求取一官半職，又不想進入考場與人競爭，流行走「終南捷徑」。終南山離唐朝京城很近，有些文人故意隱居終南山讀書作詩，以詩文博得名氣，傳入皇宮或大臣耳中，皇帝為了表明自己是惜才明君，於是親自召見，授與官職。比起年年應科考試的漫漫求官長路要快得多，當時的人帶有貶意地說這是「終南捷徑」。
依唐代的官場體制，「翰林學士」地位崇高，由皇帝直接管轄，權力之大有「內相」之稱。但自唐玄宗之後，翰林分為翰林學士與翰林供奉兩種。翰林學士仍然權大位崇，但翰林供奉則擔任起草詔書的責任，用現在流行的語言就是「文青」或「文膽」，沒有太大的權力。皇帝出遊跟在旁邊，寫下讚頌的文章或詩歌，博取君王的歡心。表面吃香喝辣，在一般人的眼中可說備極榮寵，事實上就是司馬遷所說的「倡優蓄之」，白話文的意思是「養來供皇帝娛樂消遣用的」，根本沒有什麼地位，皇帝有需要，就傳喚來寫寫詩詞歌賦，供歌伎舞孃，取悅添興而己。
唐開元年間某春季的一天，唐玄宗和楊貴妃在興慶宮的沉香亭觀賞楊貴妃喜歡的牡丹花，伶人準備表演歌舞助興，唐玄宗突然說：「名花對愛妃，豈可用舊日樂詞，於是派人宣翰林供奉李白進宮，寫下三首《清平調》：
其一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其二
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
李白一向侍才傲物，入翰林院兩年，已不復「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豪氣了，眼看宮廷院內的奢侈腐敗，往昔得償大志的昂揚已漸頹喪了，尤其他嗜酒貪杯，據說他奉召進興慶宮為楊貴妃作詩寫詞的那天，他正在酒肆飲得酊酩大醉。
入了興慶宮又憑藉唐玄宗對他出眾詩才的賞識，酒酣佯狂，竟要讓高力士脫靴，楊國興抹墨，才寫出《清平調》三首。從此原本就鬱抑不得志的李白，得罪了權臣，以後的日子當然不會更好過了。
果不其然，沒多久，李白遭權臣誣陷，被趕出了長安城，過著浪跡天涯，千山獨行，憂悶孤寂，長期飄泊的生活，走過大江大山，體悟了世態炎涼。失意的人生，成就了他的詩意人生，就是靠千錘百煉的一念正向力量。如同俄國詩人的《我來到這個世界》詩章一樣：
我來到這個世界，為了看見太陽，
和蒼茫無際的藍天。
我來到這個世界，為了看見太陽，
和巍巍群山的峰巔。
我來到這個世界，為了看見太陽，
和峽谷的爛漫色彩。
我將那眾多的星球盡收眼底，
我是至上的主宰。
我來到這個世界，為了看見太陽，
如果白晝竟然消亡，
我還要歌唱，還要歌唱太陽，
在我生命彌留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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