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攝影/蕭耀華
病相憐
My Poor Guy
照片是在獅子山共和國首都自由城(Freetown)的康納特(Connaught)醫院內拍的；康納特醫院算是獅子山共和國比較有規模的醫院，病床數一百二十，但需求遠遠超過此數目。康納特醫院建於一九一二年，那時仍屬於英國殖民年代。職業上的直覺，人在現場，看到了，被容許的話，都會用相機記錄下來。
照片拍了之後，也沒時間好好地回顧，直到一個多月後，在一個特別的時刻，特別的空間，看著這張照片，有點悸動，不知道他患的是什麼病？為何要留院打點滴？是否會被列入病危？
自從二○一四年五月，獅子山共和國爆發伊波拉疫情以來，原本就脆弱不堪的醫療體系，被徹徹底底摧毀。伊波拉病毒在獅子山帶走三千九百五十六條人命，留下支離破碎的防疫系統，和數不清的受害者孤兒後，就回到它原來的生活圈――人跡罕至的叢林區內。
看著這照片，特別有感，並不是照片拍得有多好或多感人，而是因為有種病相憐的處境。那照片是一個多月前在獅子山出差時拍到的，人回到台灣，身體不適，入院求診，才發現得了瘧疾，結果被送進加護病房，院方還發出算是病危通知的「病情嚴重通知單」給家人。病危通知？那不就表示生命盡頭就在咫尺之遙嗎？是嗎？不是嗎？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因為那時人在昏迷狀態中，生滅之間，無表達意見條件；人間去留，只能靠現代醫療科技和醫療團隊努力，和那千百年來都沒辦法用科學解釋的現象――命，來決定了。
眼睛打開時，已是幾天後的事，眼前出現的就是熟悉的蚊帳紋路，人臥在蚊帳內，那張四周布滿機關按鈕，只要指頭按到，就像變形金剛般上下左右高低隨意伸展的床。
蚊帳外，頭頂上，有個顯示器，有系統地嗶嗶作響。顯示器內，一堆五顏六色的數字，跳來跳去；數字旁還有七彩曲線，從這頭跑到那頭。我看不懂這些顯示，不過它卻使我聯想到Photoshop裏的曲線圖(Curve)和直方圖(Histogram)，那些我倒看得懂，也知道它們在數位攝影裡的重要性。
不斷地抽血、驗血、輸血、插管、拔管、照X光、打抗生素，呼吸器鎮日罩著鼻子，護理人員一再重複鼻胃管餵食，和頭上那具一直發出單調聲光的顯示器陪伴下，當下才體會到，原來在非常狀態下，現代醫療科技，是可以改變人類自然生活行為，包括吃喝拉撒、呼吸等，但入侵式的醫療行為，想也知道並不好受，可是為了存活，人也只能被動地配合，別無他途。
日復日地，數據慢慢地有所改變，體內的瘧原蟲不見了，血小板指數慢慢地回升了，體內各受損器官也慢慢地有所改善，加護病房的團隊，根據數據和經驗評估，決定我可以離開加護病房，轉到普通病房，在此延續醫療上必要的跟進和觀察進度。那是我在加護病房第十天後的事了。
轉到普通病房，我才有機會打開電腦，看到我的獅子山病友。離開加護病房，好像通過了向上蒼對人世間旅行文件延簽申請，但他呢？我的獅子山病友，他有通過延簽申請嗎？或仍在等待中？還是⋯⋯？
此刻，我相信命多一點。
[Not a valid template]↑ 獅子山共和國 自由城 Freetown,Sierra Leone 26/9/2016
魂牽夢縈小林村
To Be or Not to Be
風災過後一段日子了，我和撰述同仁因採訪關係認識了原住在小林村的小李，問她想不想回老家看看，想的話，介不介意讓我們跟著去。她一口就答應，於是一行三人，在晴空萬里的那日，開車往小林村去。
公元二○○九年八月八日，颱風莫拉克重創台灣南部地區，高雄甲仙小林村，那個位於山谷間的村落，瞬間被山泥所覆滅，四百七十多人罹難，包括小李的先生、公婆與親戚。
幾公尺或幾十公尺高的泥土和那大大小小的石塊，把村落藏得密密實實，不露一點痕跡，連在這裡住了二十五年的小李也無從得識。憑藉山形地景那些微線索，尋尋覓覓，終於找到家的位置，家就在腳下幾公尺深的地方。頓時，像月前山泥傾瀉般，小李情緒突然決堤，蹲在離家垂直只有咫尺之遙的地面上，嚎啕大哭，不能自已。和她只有十公尺左右距離的我，默默地看著她，偶爾按下快門。快門聲淹沒在山谷的風聲，和她的哭聲裡……。
「你好殘忍，這個時候還按得下快門。」同行的同事對我有點不屑地說。
拍或不拍？牽扯到新聞攝影這領域常碰到的矛盾，或者說兩難。新聞攝影工作不就是用影像記錄事件最真的一面(美、善、殘酷、醜陋)，包括人自然真情流露(喜、怒、哀、樂)的瞬間嗎？但面對有被認為冒犯、失禮或侵犯他人隱私之嫌的時候，這個快門機會到底是要按下去還是放棄？這真的沒有一個標準答案，或許端賴按快門的動機吧！
在不算長的新聞攝影歷史裡，這樣的爭議案例不知凡幾。在歷年普立茲新聞攝影得獎作品裡，有無數影像就是在爭議性中被肯定，或是被否定，在該不該按下快門的那條無形界線間，千鈞一髮，情景被凝結在那方寸之間，最後被肯定下來的，成為人類歷史的見證。當然，用世界新聞攝影經典作品為例子，來支持我拍下那張照片的原因，是往自己臉上貼金，我的攝影水平，還不到那個層次，相距太遠了。
費了一大段筆墨，好像也只是自圓其說，找個理由去圓一個按快門的動作罷了。那麼，冒著被認定是殘酷無情的大不韙前提下，而按下快門的動機又是什麼？
想起國外已故新聞攝影老前輩霍華德(Howard Chapnick)，在他那本著作《Truth Needs No Ally》(真理不需要盟友)裡提過，大意如下──
新聞攝影既不能止干戈，也不會消弭貧窮和疾病，這是新聞攝影做不到的事情，也是任何領域都做不到的事情。但新聞攝影能影響政府(美國政府)的一些決策，如波斯灣戰爭，它能喚醒社會大眾的同情心，促使國際社會對援助有需要的民眾有所行動；新聞攝影也會對聯合國介入有紛爭的地方，起一定的影響作用。
攝影記者並不一定會意識到今天所拍的影像，可能就是明天的歷史；或是照片雖然為特定主題而拍攝，但這些照片有可能超越特定主題的範疇，對社會意識有深遠影響力。也許就是這樣，世界因為有影像紀錄而變得更美好。
如果看官認同這位攝影前輩的看法的話，那對拍下這張殘忍影像的動機就不難理解。
如同前輩說的，這張照片不能阻止天災的發生，但期望「大人們」看到而有所感動，從而修改山川水土的法規，減少同類悲劇的發生；又或是身居山區的民眾看到了，有所警惕，對所處的生活空間和環境，悟出一種新的對應關係，祈求和諧共存。但這張照片真的能發揮這樣的效果嗎？它是否具備吸引人去細看的條件，從而看出個所以然來？我不知道，但是有這樣的期待。
現今是個影像氾濫的年代，也是個影像速食世代。照片如能吸引讀者，讓他們把目光停留在照片上三、五秒已是了不起的事情，遑論能令他們專注地細細讀出裡頭的深層意義，理解其中想傳達的意思。
當然，照片不受注目、不被細讀，並不是讀者的問題，是照片拍得不夠好，不夠吸引的關係居多。但不管如何，在按快門討生活的圈圈裡，相信每個人都會盡本分，往這個方向努力。
扯太遠了，回歸問題。
「我時常會問自己這個問題：我是否有權利一遍又一遍利用他人的悲慟。但最後我還是想出合理的辯解，我認為只要我能讓讀者知道別人經歷了什麼，我的行為就是有意義的。」
以上是攝影師賴瑞．布洛斯(Larry Burrows)，在他的攝影作品〈One Ride with Yankee Papa 13(與洋基爸爸十三號共乘)〉，那篇記錄美軍在越戰的一次作戰失利中，部隊同袍因痛失戰友而嚎啕大哭的照片，決定按下快門和刊出後(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六日《生活雜誌》封面故事)，被讀者質疑該不該拍下那悲慟的畫面，作出以上的解釋。
我不知道你的意見？我是滿認同的。
[Not a valid template]↑ 台灣 高雄 Kaohsiung, Taiwan 4/1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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