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張子午(經典雜誌撰述)
攝影/劉子正(經典雜誌攝影)
在秋日乾燥透明的光線映照下，路口的辦公大樓閃著反光，車流沿著大馬路熙攘穿梭，沿街騎樓則是上班族匆匆的步伐，轉進一旁小巷，大型街廓四周臨路的高聳天際線陡降，四、五層樓高的住宅公寓肩倂著肩，排列在四到六公尺寬的小巷弄中。
這些平凡不過的尋常街景，是大部分生活在城市人的居所。「基本上台北市大概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既有的建築，十幾二十幾年以上的房子占了其中的六成以上，而這些房子裡面最大比例就是我們所常見的四、五層沒有電梯的公寓，這種住宅類型構成了台北市最具特色的『巷弄文化』，可是從建築的品質來講，它們的確是有些問題。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屋頂加建、地面層的擴建、每一層樓的違建等等，這些共同造成我們所習慣的混亂的都市地景。」台北市都市更新處處長林崇傑指出。
爭取空間的焦慮
習慣使人麻木，在忙碌的生活中，我們已練就出一番冷靜的定力，自在地與種種隨意增添的凌亂建物共存，突出的頂樓加蓋、恣意生長蔓延的陽台違建、如牢籠般的鐵窗鐵皮、外露的凌亂管線……早已成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外國人眼中台灣建築最大的「特色」之一。
即使已定居台灣十五年，德國籍的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何乏筆(Fabian Heubel)仍然很難對此無動於衷，「我一再思考為什麼在台灣從北到南，只要坐高鐵下去，放眼望去都是違章建築？包含我居住的老社區裡面也有這種問題，在社區同一棟樓裡面就有三分之二是違建。」透過參與社區管理委員會的過程，他才了解違章建築在台灣如此密集且難消除的原因，是人們相當堅持維護私領域的心態。
對私領域的占有以致侵犯到公共空間，和台灣人普遍給人友善而樂於助人的形象之間，存在著極大的矛盾，可能得要從特殊的歷史脈絡，才能明白如此對待空間的心態與行為所為何來。
「戰後隨國民黨來台的大批軍民使台灣人口瞬間成長，加上戰後嬰兒潮，日治時期規畫的城市完全無法容納暴增的人口，居住空間嚴重不足，使人們對此有強烈的『焦慮感』。即使那段歲月已經遠去，想要盡可能爭取使用空間的焦慮，仍繼續被帶進現代公寓裡。」現為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系主任的建築評論家阮慶岳說。
根據一九六四年的違建報告統計，台北市幾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違建之中。由於政府缺乏長期規畫的住宅政策，在台灣兩波重大的社會變動過程裡，違建聚落成為許多人的棲身之所，分別是一九四五至一九五○年前後大量湧入的戰後移民、以及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經濟起飛時自中南部北上打拚的城鄉移民，在政府的默許之下，一住就是幾十年。
「我還記得門窗都是木頭作的，牆壁則是竹片糊上泥土，底下則疊磚頭，沒有廁所，都要到外面上公用的。」現任職於銀行的張紹仁，小時候和在市場賣菜的父母就住在現在的大安森林公園內，在一九九二年拆遷前，曾是台北市最大的違建聚落之一。「當時很多房子都是自己蓋的，或者家裡人口多空間不夠，在旁邊自行搭建，這家弄了別家看到也跟著弄，就這樣愈蓋愈多。」他回憶道。
為了整治市容、防災、道路徵收等因素，政府在一九六○年代開始拆除違建，為安置拆遷戶，在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五年間，陸續興建二十三處、共一萬一千多戶「整建住宅」，如水源路、南機場、蘭州街、基隆路等成排公寓住宅，都是當時所建。
這些參考西方最新設計的整建住宅，是台北市政府首次大規模興建之住宅，棟距大、採光好、通風良，天井、垃圾管道、沖水馬桶等現代化設備一應俱全，多年過去之後，居住人口增加，空間不敷需求，違章建築與違規使用情形普遍，整體環境缺乏管理維護，竟成為台北市居住品質最低落的地區。四十年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居民實際使用空間的方式與空間設計者的想像之間，為何有這麼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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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 valid template]↑ 從大城市到小鄉鎮，參差的鐵皮與屋頂加蓋，構成我們所熟悉的台灣常民建築景觀，反映出居民爭取使用空間的焦慮。
[Not a valid template]↑ 台北早年有許多違建，華光社區為其中之一，今年三月以來已陸續被拆遷。
[Not a valid template]↑ 竹管厝是早期依地域風土發展出的民居，斗南的沈福來家已近兩百年。
[Not a valid template]↑ 大宗族的結構瓦解後，傳統神明廳隨著分家或移居擴散到個別住宅，隨著生活空間日趨擁擠，有些神明廳甚至設計在頂樓加蓋中。
[Not a valid template]↑ 眷村曾是台灣重要的聚落形式之一，隨著時代轉變已漸消失。但在台北信義區的金黃地段，從前的「四四南村」變身為文創市集，與新時代繼續對話。(攝影/黃世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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