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思熙
茶文化在唐宋固然盛極一時，明清亦不遑多讓，時至今日，不管海峽兩岸政治如何紛紛擾擾，但茶文化的加深加廣都無兩樣。
台灣茶文化已儼然成為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不僅是文人雅士品茗成風，即使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對茶的品嘗亦頗為講究。
在中國大陸，品茶之風也有漸吹漸盛之勢，只要人民所得提升了，老百姓變得有錢了，除基本的溫飽外，老百姓也開始講求生活的品味了。「寒夜客來茶當酒」，固然一樂；「閒來品茗共話舊」何嘗不也是一樂。
最近在報刊雜誌上，曾看到一則「擊鼓催春」的報導，讓我們更體會到古人對茶文化雅緻化的另一面。該則新聞報導的大意是：中國杭州西湖國際茶文化博覽會每年均盛大舉行，在長達三個禮拜的時間內，依序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動，在「西湖龍井開茶節」的第一個節目，就有「擂鼓激春」這一項，三十六面大鼓在大茶園的翠綠叢中一字排開，十二位鼓手站在大鼓之前，擂鼓激春，催生茶苗。
「擂鼓激春」儀式，是從那一個朝代開始的，我們沒有做過深入研究，不敢亂下斷語，但宋朝名士歐陽修在宋嘉祐三年(西元一○五八年)給他老友梅堯臣的〈嘗新茶呈聖俞〉敘及：
年窮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蛇。
夜聞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喊呀。
萬木寒痴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
乃知此為最靈物，宜其獨得天地之英華。
文中很鮮活地描述了宋朝嘉祐年間建州建安北苑御用茶園開茶儀式的情形。
而梅堯臣也有一首〈宋著作寄鳳茶〉，詩云：
春雷未出地，南土物尚凍。
呼噪助發生，萌穎強抽蕻。
詩中也表達了茶農在春雷未鳴之前，千人群集茶山，鼓噪呼喊，為的就是要驚醒「寒痴睡不醒」的萬木，讓最為靈物的茶樹先萌綠翠，強抽發芽。
也是宋朝詩人的黃庭堅在《踏莎行》中亦云：
畫鼓催春，蠻歌走響，雨前一焙誰爭長。
低株摘盡到高株，株株別是閩溪樣。
這是黃庭堅在宋紹聖四年(西元一○九七年)謫貶黔州所作，詩中生動地反映了黔州茶鄉的摘茶民俗。
黃庭堅的詞與歐陽修的詩，在時間上相差了將近四十年，而在地域上也相差了數千里，但「擂鼓激春」的摘茶民俗似無兩樣。這種發自內心對於茶山的恭敬虔誠，用「畫鼓催春，蠻歌走響」的歡愉形式，表達了祈請群山諸茶爭萌抽芽的祝願，這樣的心緒，這樣的意境，這樣的自然唱和，確實可以入詩，也可以入畫。
「畫鼓激春」的開茶儀式，又稱「喊山」。所謂「喊山」就是對著廣袤的茶山鳴鼓呼喊的意思。至於「喊山」的動機和作用，古人曾有兩種不同的看法。比較富於詩情畫意的，就是歐陽修與黃庭堅等文人的「畫鼓激春」的浪漫觀點，他們把茶樹擬人化了，茶樹有靈，它們冬眠不醒，所以人們擊鼓吶喊，用來「喚醒寒痴睡不醒」的萬木；另一種看法則認為採茶時節，採茶男女人數眾多，非有號令，無法一致作息，所以就用鑼鼓做為作息號令，並不是為「激春」而喊山。
例如南宋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就曾針對歐陽修「擊鼓喊春」的說法提出異議。他說：「余官於富沙凡三春，備見北苑造茶，但其地暖，才驚蟄，茶芽已長寸許，初無擊鼓喊山之事，永叔與文昌所紀，皆非也。」可見胡仔對「擂鼓催春」的說法持保留態度。又如南宋趙汝礪《北苑別錄》記載：「採茶之法，須是清晨，不可見日。清晨則露未晞，茶芽肥潤。見日則為陽氣所薄，使芽之膏腴內耗，至受水而不鮮明」。因為採茶為了保持它的鮮嫩肥潤，必須在天未明，日未升之前採摘。「故每日常以五更撾鼓，集群夫於鳳凰山(山有打鼓亭)。監採官人給一牌入山，至辰刻復鳴鑼以聚之，恐其逾時貪多務得也。」趙汝礪的說法也似乎呼應了胡仔的觀點。
但堅持「擂鼓催春」的文人雅士，還是舉證歷歷。認為胡仔等人「俱是南宋詩人，世易時移，安知北宋時人龐元英、歐陽修所言之必誣也。」他們更指出明代徐火勃《武夷茶考》記載：「喊山者，每當仲春驚蟄日，縣官詣茶場致祭畢，隸卒鳴金，擊鼓同聲喊曰：茶發芽。」另外，較徐火勃更早的元代，當時的人在武夷山就曾建有「喊山台」，而元朝人諳都剌在他所寫的〈喊山台記〉中說：「驚蟄喊山，循彝典也。」意思就是說每年驚蟄之前的喊山開茶儀式，是遵循著古時已有的典章制度而行的。這些都足以證明，不僅元明兩代有「擂鼓激春」的喊山儀式，而這項儀式，至少可溯到宋代。
其實倡導茶文化的重點，不在於考據茶文化典故的有無，而在於讓茶文化更休閒化，更精緻化，更詩意化，讓茶文化的人文意義更加突顯，讓茶文化的經濟價值更加提升，中國大陸「擂鼓激春」茶文化的提倡，或許值得我們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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