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述/張睿智
撰文/凃心怡
當無菌布單覆蓋上去，我的眼裡就只有組織與傷口；腦中雖然精密地運算手術步驟，雙手也不曾停歇，但內心卻很平靜，甚至忘了自己與這位病人的連結。
手術結束後，我告訴他手術過程中，我內心的真實感受；有些惱怒自己竟如此冷酷無情，但他卻露出笑容，直說：「很好。」
傷口的主人，是我的爸爸；因為心律不整，必須裝置心臟節律器。
手術結束之後，我擔心地問他：「會不會痛？」
他告訴我：「不會。」
我不死心地再接著問：「你需要吃止痛藥嗎？」
他鎮定地說：「不用。」
我皺起眉嚷著：「你可別因為我是你兒子就逞強說不會痛，怕人家說你兒子技術不好！會痛要說，不要硬撐，有止痛藥可以吃。」
他笑了，並且再次跟我保證，他真的不會痛。
這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當時我還剛升上主治醫師不過一年，並且在美國的實驗室想方設法地要擠進博士班。因為父親需要安裝心臟節律器，所以請假回台灣；心臟內科謝仁哲醫師先巧手替父親植入電極，再由我切開傷口放入節律器。
今年四月，爸爸的心臟節律器必須更換電池；這檯刀由我安排、也由我操刀。手術前，他將家裡穿來的衣服脫去，換上醫院的病人服，頭上還戴著青綠色的網帽。我不急著為他執刀，反而領著他先看了看手術的所在——內外科高階整合手術室， 這是我這幾年致力執行的規畫案；我希望讓他知道，在醫院裡除了看病、開刀，他的兒子還忙了些什麼。
曾幾何時，他這個差點考不上大學的兒子，如今竟然是一名能握著手術刀、從容地替他動手術的外科醫生了。
很多時候，其實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
回想起小學的時候，我在一個非都會區的學校就讀，在沒有太多競爭的環境裡，很容易就能取得名列前茅的成績。在那個分數就是一切的年代，我幾乎拿下了每一次模範生的選拔，除了六年級那一次。
那天公布獲選名單，由校長親自把全校模範生的桂冠戴在我最要好的朋友頭上。雖然沒當選模範生，但我卻比以往都來得興奮，因為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而且，身為台灣平劇比賽第一名的他，可謂實至名歸。
那天放學，老師把我留下來，在所有同學都離開之後，語氣輕柔地安慰我，希望我不要喪氣，他也覺得很可惜並不是我。
這是我首次意識到名聲這件事情，只是那時我並不在乎。直到高中一年級下學期我從資優預備班被踢了出去，我才發現，原來我是在乎的；只是，我追求的不是名聲，而是自尊。
當自尊被摧毀之後，我便再也抬不起頭來。
高中時期，我過得非常不快樂；除了自信不再，生與死的問題更一直在我的內心徘徊。我無法專注在學業，生死的困惑與對於人生的迷惘，幾乎占滿我的思緒； 只是，那時的我沒有足夠的經驗與智慧去面對，導致成績每況愈下，惡毒的字眼更不斷從我嘴中冒出，只想用自己對人生的憤怒來引起父母的注意。那時候的我肯定傷透了爸媽的心。
有一次，脖子後出現一塊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哪裡磕碰而成的瘀青，媽媽質問我是不是跟人家打架，憤怒的我口不擇言地回嘴：「妳怎麼不說是被砂石車撞到的？」
砂石車是媽媽一輩子的痛，更是我們家最禁忌的話題；因為，二舅舅在我進高中前的暑假開車與砂石車對撞，當場殞命的回憶太過傷痛。媽媽聽我這麼回，沒有憤怒，只能任悲傷的淚水不斷流下，她甚至沒有力氣罵我，也無法再與我對話。我傷她之重，不只這一次，類似的對話在高二、高三經常發生。
進入慈濟大學醫學系是人生轉捩點。
以高三那種成績與模擬考的表現，能上大學就要偷笑了；即使拚了命再重考三次、五次，我應該也進不了醫科。慈濟大學醫學系肯收我當學生，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轉折。
推甄後接到李明亮校長的電話，我的心就被收買了；怎麼可能有一位校長，還是一位大學校長，接連打了三通電話來——一通給宜蘭高中校長、一通給我的父母、一通給我，只為了向未來的學生道賀，只為了叮嚀我必須在入學之前做好充實自己的各種準備。而入學之後，校長室大門也總是敞開著歡迎我們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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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臟小學堂 ——
瓣膜性心臟病心臟總共有四個瓣膜，分別為主動脈瓣膜、二尖瓣膜、三尖瓣膜以及肺動脈瓣膜。當心臟跳動時，瓣膜會進行開合讓血流進出，確保血液行進維持單一方向；若瓣膜功能受損，開合就會變得狹窄，也可能會導致閉鎖不全與逆流。如此一來，心臟得更費力地運作才能供給足夠的血液；長期下來，會造成心臟的極大負擔，甚至導致心臟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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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 valid template]↑ 慈大入學時與慈誠懿德家族合影，花蓮慈濟醫院首位外科醫師陳英和(前排左一)擔任張睿智的慈誠爸爸，也大方給予機會進手術房觀摩學習。(圖片/張睿智)
[Not a valid template]↑ 張睿智前往美國深造時，美國實驗室團隊陣容堅強，在那裡一刻都不能鬆懈，否則就可能成為拖累進度的人。(圖片/張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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