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潘煊
圖片提供/慈濟基金會
一九六六年的世界——
美國青年反對越戰；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開始……
一九六六年的台灣——
美援終止第一年；為吸引外資，在高雄成立第一個加工出口區；每一百人有一具電話；私家轎車突破一萬輛；成立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
相較於二十年前終戰後的赤貧，
一九六六年的台灣，是個經濟正要起飛的年代；
曾經在台灣投注大量關懷的國際慈善組織，
完成階段性任務後，陸續將資源轉向世界其他更需要的地方。
在本土慈善組織尚未茁壯、青黃不接的時刻，
台灣仍有一百三十萬人口，處於政府的貧窮線下，等待援助。
時年二十九歲的證嚴法師，
在台灣貧窮的「後山」花蓮，克難地將「慈濟」組織起來。
慈濟，是當時少見的本土慈善組織，意味著台灣這塊土地，有了舉起自己的力量……
一九六六年，證嚴法師出家的第四年。有一天，來了三位天主教修女。
她們來向法師傳福音，談到彼此的教主、教旨、教義；天主的博愛與佛陀的慈悲，坦然相遇。修女臨離去前，提出了一個問題：「佛陀的慈悲普及一切生命，確實很偉大。而天主的博愛雖只為全人類，但我們在社會上辦養老院、醫院、學校，即使遠在深山、海邊、離島，也有教士、修女去救助貧困人群，提供麵粉、衣物，而佛教有嗎？」
佛教有嗎？大哉一問，重重觸動法師的省思──如何才能把佛教無形的精神能量，化成有形的行動力量？
法師如此回憶他當年的心路歷程：「二十世紀時代變遷很大，經歷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台灣戰後十多年，人民生活辛苦，思想保守。民國五十年後，社會漸漸穩定，人心對宗教的需求逐漸增加。然，當時的佛教，大小乘都偏向於精神層次的提升。比如日本研究《法華經》很用心，但是再怎麼研究都是在學問上、精神面打轉；而東南亞泰國、緬甸、越南一帶的修行人，總著重於生活細節。這兩者對於人們現實的生活，有多少幫助？」
法師所思考的台灣，是一個從殖民與戰火脫身後的虛疲島嶼。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砲聲遠去，日本政權遠去，而來臨的是，社會的蕭條、人民的貧窮，以及從大陸播遷來台兩百萬軍民的人口壓力；一切百廢待舉。此時，美國的挹注如及時雨露，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年的十五年間，共提供台灣十五億美元的經濟援助。
當時台灣一千兩百萬總人口中，貧民佔了一百二十萬至一百三十萬人。政府經費絕大部分用在軍事國防與工業發展，以維持政經穩定；對災害救濟、貧民救濟等社會福利支出，僅佔年度總經費的百分之五到八。還在發酵期的社會福利，以軍人、公教與勞工的社會保險為主，德澤尚未普施於一般人民。
處身其間的證嚴法師，親歷時代的困頓，他思考的軸線不只近觀眼前社會，遠溯佛陀時代更給了他穿透性的眼界。
「為佛教，為眾生」
兩千多年前的印度是個不平等社會，佛陀雖生於富裕，可享奢華生活，卻能體會賤民苦難、洞見婆羅門教的階級歧視。出離家世、修行成道的佛陀，赤腳、托缽、說法，隨緣度眾，穿走在人群裏。這是佛陀本懷的原始佛教。
然而，佛教經過兩千多年的演變，原始法教中慈悲為懷、力行實踐、濟世利他的精義已逐漸式微；代之而起的是自修自度、隱居山林、與世隔絕的叢林生活。「此時，此地，此人」的關懷，到中國的清末民初已蕩然無存，社會知識輿論強烈質疑：佛教講的時間，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推拓遙遠，但「此時」的問題沒有解決；佛教講的空間，有東方世界、西方世界、十方世界，但「此地」的社會問題沒有解決；佛教講的眾生，有佛、菩薩、聲聞、緣覺、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等十法界，但「此人」本身的問題沒有解決。
面對如此評議，正是當時的印順導師憂思中國佛教的痛處──佛，真的遠在遙不可及的天上嗎？《阿含經》：「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一語，讓印順導師拈出「人間佛教」的思想內核；人間佛教的種子，開始播灑於當時的一九四○年代。
而在一九六○年代切切尋思佛教之用的證嚴法師，承接了這一線綿延的法脈內蘊。師父印順導師叮囑他的六個字「為佛教，為眾生」，讓法師貫通了整體視線：「佛陀從一己所處時空，深思人類的不平等現象，從而尋找人生真理，解救人們身心痛苦。這給我很大的啟示，使我覺得，佛教不單止於研究，也不是靠形態上的苦修，而是要把握生命的時間──亦即時代脈動，利用所處的空間──所生、所長的台灣。『台灣這個環境』以及『現在這個時代』應該連成一體，也就是說，台灣這整個空間就是我的道場，我應該把握此時此刻，去發揚、落實佛陀的精神。」
佛陀法教、印順導師思想，成為證嚴法師行動背後的歷史縱深，他觀察社會困苦，回應台灣時世，理出了第一步：「我認為，我應該從最貧窮的地方開始做起。所以，慈濟的第一道門，開的就是『善門』。」
親到案家，深入訪視，這樣的場景，也出現於十六世紀的中國明朝、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蘇格蘭小鎮、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英國倫敦。
親耳、親眼、親手、親腳
一八六○年倫敦的慈善組織會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成立，這一個跨越基督教與天主教教派的團體認為，幫助窮人不應該只是施捨金錢，長期的目標更要藉由「科學的慈善」(scientific philanthropy)來恢復受助者的工作尊嚴，使他們能夠自給自足。
為此，慈善組織會社發展出一種「友善訪問者」(friendly visitor)的服務模式，透過友善訪問者探訪貧困者的方法，除了收集貧民人格與行為問題的成因，建立相關的診斷資料外，還要給予這些受助者所需的輔導和相關的協助。
親自帶領委員深入社會暗角、關懷貧病的證嚴法師，身處一九六○年代的「後山」花蓮，不可能有宏觀的「資訊」可供參考，但卻有宏觀的「心眼」煥發力道，這等敏睿，完全來自「親耳、親眼、親手、親腳」田野調查的經驗。
西方發展出來的社會學個案工作原則，對照於當年跟隨法師訪貧的那一群中高年齡的家庭主婦，這群老委員，正如曾經被賦予的形容：「台灣歷史上最有創意、最有遠見、平均年齡最高、平均學歷最低的社會工作者。」
這樣的形容，來自於她們的行動。而行動，是高度喚醒內在的讀經。
一九七三年十月，強烈颱風娜拉為東部帶來豪雨，引發嚴重水災。法師面臨慈濟創立七年來最大的艱鉅災域廣泛、交通中斷，東部嚴重的災情傳不到正在慶祝國慶的西部；號召救災，十分困難。卻在這克難時刻，賑災規模一舉建立。當時法師剴切呼籲，募得善款六十多萬元，如何嘉惠最需憫恤的災民，他的觀點正在運生制度：「這些錢，分分都是心血，許多人的精神勞瘁，才累積了這筆款項；如果我們用得不適當，不但失去了賑濟救災的意義，更對不起捐款人的善念。如何做到受施者得實惠、布施者得安樂，需要用心。」
於是，根據台東提供的詳細災民資料，逐一過濾、深入複查，確定出六百七十一戶災後無法復原，造冊列為濟助對象，隨即進行發放。
至此，一套賑災的模式：「勘災、造冊、發放」，首度建立起來了。建立在風雨飄搖之後、構築在迅速動員的執行力裏，成為慈濟日後對應災變的根本程序，於急難時從容運作。
隨經驗累積，慈濟建立的「長期濟助」、「急難濟助」、「房屋修繕」、「冬令發放」、「大型賑災」五大基本模式，至今仍是最主要的慈善工作型態。
慈濟這最初的十餘年，與西方學者將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四年視為台灣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彷彿兩條隱形線，隱約相合，在時代巨輪的轉動中，同時綻現金色光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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