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思熙
有位哲學家這樣說：「如果世界要變得正常與健康，有兩種人要治癒：一是瘋子，一是政客。」因為瘋子與政客都不斷宣稱自己比別人優越。
其實，優越有兩種：一種是把低劣掩蓋起來，戴上優越的面具。但面具的背後卻還是低劣的本質。另一種是：根本就沒有低劣，因為沒有低劣，當然就都是優越。
如果不拿別人做比較，優劣怎麼會存在？地球上如果只有你一個人，怎麼會有低劣與優越的分別？低劣與優越，都是人類的私欲在作祟。
歷史上所有不名譽的政客和暴君，自始至終都牢牢戴著比別人優越的面具。為了證明自己面具上的優越性，他們不得不做出自以為比別人優越的瘋狂行為。他們所戴的優越面具，或許在當時，確實迷惑了不少市井小民；他們瘋狂的行動，也或許在當時能蠱惑不少盲從與激情的群眾。
古代中國夏代的夏桀是個例子，商朝的商紂是個例子，他們酒池肉林，荒淫無道，暴虐兇殘，無非都是為了證明自己比別人優越。
近代德國的希特勒也是個例子，為了證明自己比別人優越，不僅戴上優越的面具，還操弄民粹，發動戰爭，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戕害了無數的生靈與數百萬無辜猶太人。
戴上優越的面具，充當救世主，扮演假英雄的政客，過去有，現在有，未來還是會有，尤以發展中國家為甚。
發展中國家，政治半生不熟，政客容易戴上書寫著「民主」的虛偽面具，揮舞著「自由」的虛幻大旗，在「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響亮口號下，為所欲為。其實它們的背後，都是政客的一己權力與私欲。
世界超級強國為了延伸自己的勢力與利益，樂於或有意地提供第三世界國家「民主」的面具與「自由」的大旗，企圖培植與鼓舞別人國家的反對勢力，達到推翻不聽話舊勢力的目的。為了要得逞目的，他們幕後操盤不遺餘力，甚至提供武器，製造動亂，在所不惜。
北非茉莉花革命，中東阿拉伯之春，都留下超級強國操盤的斑斑痕跡。結果是：殘瓦斷垣，屍體遍地，「民主、自由」的代價竟是家破人亡，社會動盪，種族仇視，戰火不斷，百姓失所，難民流離，前途茫茫，不知何處是住鄉。
病態，是瘋子的表現；野心，是政客的病象。瘋子不知道他在做什麼，只是作病態的狂妄；政客不僅知道他在做什麼，而且還瘋狂的不擇手段。所以，有時政客比瘋子還可怕與可憐。
曾有記者被派去訪問一位政客型的人物，談了一個多小時，訪問結束了，記者回到報社，總編輯問他：「除了貶低別人，標榜自己比別人優越之外，他說了些什麼？」記者想了將近一分鐘後說：「那麼……，他什麼也沒有說。」
我們有理由這樣相信：「經常宣布自己是最優越，最高等的人，他要麼是瘋子；要麼就是政客。」瘋子只需要瘋狂地宣稱自己的優越性，不需用力去證明。政客需要引發矛盾與仇視，製造對立與鬥爭，踏著人民的漫漫血路，才能證明自己宣稱的優越性。如果政客的野心加上瘋子的病態，就成為瘋子政客。如果瘋子政客永遠肆無忌憚，國家就永遠災禍臨頭。
這個時代，我們需要的是有更多的理性的正常人與有遠見的政治家。政治家絕對不會是喪失理性的瘋子，也絕對不等同於沒有道德的政客。政治家總是保持心靈的平靜與操守的恬淡。
我們的社會或許確有不少人想為人民的福祉盡心盡力，但如果心靈不能保持平靜，心態不能保持恬淡，而只會瘋狂地高喊「民主自由」，憤怒地丟擲石塊，用極端恐怖的方式進行鬥爭，那麼，和諧的曙光不可能會來臨。
或許有人認為「名聞利養」是人類貪婪的通病，要做到諸葛亮《戒子篇》所說的：「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的境界談何容易。
沒錯，「靜以修身，儉以養德」，確實是很高的境界。其實，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會有瘋子與政客。而瘋子與政客也確實會混亂人與人之間的理性與秩序。但瘋子與政客總是社會中的少數，只要社會有足夠多數的人保持清明的理性，社會就有相對穩定的可能，就怕有太多的人變成被瘋子政客牽著鼻子走的傻子與騙子，成為瘋子政客的馬前卒，傳聲筒。
瘋子政客必須被療癒，傻子騙子必須被教育。療癒瘋子政客的良方妙藥是自律、法律與道德。但是瘋子政客已病入膏肓，對這些良方妙藥產生了抗藥性。教育傻子騙子的良方妙藥是學校、媒體、輿論，但學校已陷入政爭的漩渦，媒體已跟著瘋子政客走，輿論儼然淪為網民的附庸。治癒傻子與騙子的靈丹藥方，本身就已感染了嚴重的病毒，又如何治癒與教育好傻子與騙徒？
現在整個世界，包括我們的社會在內，都籠罩在一股悲情與憂鬱的低氣壓底下，那些還不被瘋子政客操弄，還能理智走自己的路，做自己應做的事的沉默大眾，只能唉聲嘆氣。甚至在政客、媒體與自稱學者專家、社會名流，加上網民、鄉民、酸民、刁民的無明喧囂下，原本沉默的社會大眾變得更加無言了。法律已潰不成軍，肩負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責任的媒體已淪為瘋子政客的代言人，如果連穩定社會人心與秩序的道德勇氣這道最後防線都失守了，那麼悲慘的社會，就真的要來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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