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思熙
中國四川省汶川規模八級的強烈地震，不僅震動了半個亞洲，也震動了世人對地震的恐懼，更震醒了我們對台灣九二一大地震的記憶。
那是一場讓所有台灣民眾抹之不去的記憶，也是讓災區民眾揮之不去的傷痛，多少親人因此天人永隔，多少幸福因此破滅。儘管時間推移，九二一大地震發生迄今將屆滿九年了，九年來大家念茲在茲，恐懼之深，傷痛之情，仍然深埋心裡。
什麼是悲痛？什麼是大愛？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知道其中的精義。台灣經過九年的療傷止痛，好不容易才從悲慟的陰影中逐步走了出來。而發生在五月十二日的中國四川汶川大地震，其威力之強，摧殘之巨，破壞之慘，死傷之重，災區民眾的悲慟與折磨，現在才正要開始。
毫無疑問的，跟發生在一九九九年台灣九二一大地震一樣，這是一場挑戰人性的天災，也是一場慈悲考驗智慧的災難，因此，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看曾經有過類似浩劫的台灣能為這場世紀大災難貢獻些什麼？人類的歷史也在看：看台灣民眾對這場比九二一大地震強上十一倍的四川汶川震災，發自內心，說了些什麼？評論了些什麼？為災區災民又實際付出了些什麼？表現了些什麼？這些不僅會受到全世界人的評論；也會受到兩岸歷史的記載。
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稚子有難，誰能不伸援手？何況對震災曾有感同身受的台灣民眾，應該更能體會現在四川災民之悲、之痛、之苦，難道不應為四川災民的遭遇一掬同情之淚？難道不應以「同是天涯受災人」的心情對四川災民採取積極的作為與關懷？
過去由於政治人物將意識型態強烈置入老百姓的腦子裡，於是樹立了敵我的鮮明對比，毫無妥協的愛恨情仇，限制了民眾的宏觀思維。台灣在政治意識型態緊箍咒的制約下，對中國處處採取敵意與抵制的態度，對於中國所發生的任何大大小小的災難，都以一種漠然的態度視之，即使民間慈善團體採取較為積極的人道救援作為，也都會被打入「不愛台灣」的行列，被貼上「親中媚共」的政治標籤，讓民間慈善團體既感無力又感無奈。
隨著時空推移與政治局勢的變化，面對中國四川大地震嚴重災情，這次政府與民間都不再冷漠了，紛紛慷慨解囊，對災區民眾表示關懷和濟助。台灣媒體形容這是「兩岸融冰」之舉，但站在人道的立場，我們認為這與其說是「兩岸融冰」之舉，毋寧說是台灣人道精神的進一步昇華，是台灣民眾大愛精神的進一步內化，對台灣在國際形象的正向彰顯，有莫大的幫助，值得鼓舞。
正當台灣為中國四川熱情表態關懷與捐助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忘記發生在中 國四川震災之前的緬甸風災，那也是一場讓世人同悲共痛的大災難，只是人們總是健忘的，媒體總是一窩蜂的，緬甸災情死傷人數之眾，受災嚴重之深，也是災難史上罕見，我們豈能因四川的大地震，而遺忘了緬甸災情的存在，豈能忽略他們也需要國際人士共伸援手的事實，而以愛心與善行自詡的台灣，又豈能對這項國際災難的救援繳出白卷。
台灣與中國大陸同文同種，血緣關係密切，四川震災有難，我們固然不能袖手旁觀；緬甸雖然語言、文字、種族、文化與血緣關係，都和台灣截然不同，但以孔孟「民胞物與」的仁愛思想，與陶淵明「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的豁達胸襟，緬甸也是世界地球村裡的另一親人骨肉，他們有難，我們又豈能視若無睹？
更何況任何天災人禍都是全體人類的共業，既是共業，就要全體人類共同承擔，我們只要稍盡一點棉薄之力，既不影響正常的生活支出又不影響我們的生活品質，能救人於水深火熱之中，又何慮不為呢？
對於大小災難的救援，總是走在前頭、做到最後的慈濟基金會，這次毫無例外地，兵分兩路，一路直指緬甸，前進仰光；一路前往四川，直奔災區，展開撫傷慰痛的賑災工作，慈濟人的慈悲熱忱確實可感，拔苦解難的智慧誠屬可佩，但是再大熱忱的慈悲與智慧，都需要社會大眾的鼎力支持與鼓勵，我們雖然無法像慈濟賑災人員一樣，直接進入災區，為川緬災民及時解難，但我們可以做賑災人員的有力後盾，讓他們的力量能夠倍增，為災區災民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也讓善良的人性通過天災的無情考驗。
台灣經歷了無數風災、水災與震災，都抬頭挺胸走過來了，靠的就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那份愛。那份善，那份鼓勵人心、激勵生命的互助。誠如證嚴上人所說的，「災民是一時的災難，不是一世的落難。」在最困難的時候，我們給他們一點扶持、一點濟助、一點勇氣、一點撫慰，他們就不會有熬不過來的苦，走不過來的路。
緬甸風災與四川震災傷亡慘重，都讓人黯然神傷。西方哲人說：「希望來自於人類的互助。」更何況大愛無國界，慈悲無遠近，唯有愛，才是療傷止痛的良方，只要人人多付出一點愛，災民就少受一點苦。所以說，愛有多大，福就有多大。現在是應該讓愛心動起來的時候了，且讓我們用具體的作為響應慈濟發起的「慈濟川緬膚苦難，大愛善行聚福緣」賑災拔苦行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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